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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被践踏:最后的诀别
——悼念父亲
 
黄慈萍
 
【人民报消息】不久前家父病重去世,我没有能与他做最后的诀别。自他在一年多前病危住院并被诊断为肝癌中晚期时,我曾回国探望他,但中共派了一大队警察与便衣将我阻截在上海机场,全然不顾中国政府签署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一年多前他们也曾给我“机会”做选择:要么是从狗洞中爬回家,尽我的孝道;要么就是为自己、为我们全家造成永世的遗憾。不能不说,这种“忠孝不能双全”的选择是非常困难,对感情更是巨大的折磨,没有任何办法来补偿因此而造成的遗恨。而国安部的所作所为充分显示了共产专制的蛮横无道,它们对人性与人道之践踏,也使我坚持不懈为将中国推入人权、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而努力。

一九九八年春我探家时,被国安部人员带走几天,接受审问并受到威胁。但我使他们的愿望落空了,结果他们强迫我出境,仅给我二十分钟时间打点行装并与父母告别。这对我父亲的打击是重大的。在此之后,当局更在我们家门口竖起巨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牌子来。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父亲到中国科技大学到处找我的同学,去派出所寻人,以及在我被押送离家前他向那些国安部人说的语无伦次、不得要领的话,怯怯地站在墙角边干着急。

我的父亲没有能力保护我。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止一个。专制与蛮横的制度使得很多人变得懦弱,而这种怯懦只会使得专制更加巩固与长久。这是中华民族之悲剧。可惜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没有中断,而是恶性循环不断。而当你向它挑战时,面临的便是这样一个痛苦的结局。你必须在理念之追求与个人的利益中作选择,有的人选择了后者,我能理解,因为我明白选择前者之代价。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选择前者。

父亲出身于书香门笫,他的书法非常秀美。他是个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人。我喜爱花草种植的爱好是从他那里遗传过来的。记得小时候,父亲总会在房屋前后种植许多蔬菜与花草,辛勤耕耘,含着微笑给我们展示他的丰硕成果,也为贫穷的家庭增添了物质上的额外享受。更教育了三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对真善美之爱。

那时候家里虽穷,上街时连买三分钱的冰棍也会犹豫,但父亲会在合肥的逍遥游公园的花圃花两角、甚至四角钱让我们挑一盒象牙红或菊花,兴高采烈地回家。

一九九三年父母来美居住了近一年,父亲酷爱我的农庄,开了近半亩的土地,种了五十多种作物,每天辛劳,收获甚丰。至今,每当我去他当年种下的韭菜园去割那永远割不完的韭菜;或去果园摘苹果、桃子或将家里摆满鲜花,我都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对我的爱,他对这自然、对这世界的爱。

在他弥留的最后一段时光,他忘不了的正是播种蚕豆的季节,那时他已难言语,化了很多的功夫才向妈妈与姐姐说清楚了他的意思,他已不能动弹,只好让姐姐泡了些蚕豆种子,他把它们小心地放在自己的身上,以自己的馀温来催发新的生命……。一年前,当他刚脱离了危险出院归家时,他却支撑着病体,为了满足他女儿的愿望,写下了最后的笔墨,那是用于我屋后凉亭描述我的家园的对联:“玉湘渺渺百鸟求,古庄悠悠万花虚”。也许,这快乐的百鸟,这美丽的万花会到处寻找父亲的灵魂,让他飞过大洋,与他亲爱的女儿相会吧?

父亲在弥留前几天还希望能看到我,他多次提到为什么儿子已回家多次探父,却还不见女儿归来?那时候他已是靠药物维持生命了,整天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基本上不吃东西。有一次,姐姐劝他吃一些,他没有反应。姐姐说:“你这样子,等他们回来看见了,怎么是好?”他忽然眼睛一亮,问道:“他们能回来吗?”我听说了后,无比的悲怆。我多么希望我能满足父亲最后的愿望,但是,这又是我所不能决定的。姐姐说:“权当爸爸没有你这个女儿吧。”我也只好告诉她:不要让父亲无望地等待,只希望父亲的离去比较平静,在肉体上不要太苦痛。

姐姐不甘心,去国安部恳求他们让我回国,国安部对我提了三个条件。大至是:其一,必须写一个申请,保证回国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其二,我必须把该“交待”的事情交待清楚了,否则,别指望离开。其三,进出关的时间与地点由他们定。

我不可以能接受他们的条件,在一九九八年,他们乘着我在他们手掌心之时,就提过一系列的条件,被我拒绝了,才造成今天的结局。一九九九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我姐姐做担保人,做为我回家看我病危的父亲的条件。姐姐的处境本来就很困难,不仅要照顾父母,还有国安部夹在中间。我只好告诉她,其一,她无法担保我。其二,国安部之所作所为无法改变我,包括以我的家人来影响,当然,这一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难。当我想起我的父亲时,想到这决定了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我的心开始滴血,眼泪便流了下来……

在父亲去世前,我已经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一边就是假定他已经去世,自然也就不可能再见到他。然而这一年来,他的病好好坏坏,总逼迫我接受他尚未去世之沉痛,因此就不免也产生希望。如今父亲去了,该是一个悲痛的结尾,但也带来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从此以后,我不必再为此面对困境,虽说痛苦与遗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想,我所作这一切,我和父亲为此所付之代价,意味着人们不必再饱受其磨难,让一个弱小的人,以这种方式谢世。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也将是有人道和人性的,不是心甘情愿地充当专制机器的爪牙。当我一九九八年被挡在上海机场时,我问他们:“你们也有父母吗?如果他们病了,你们会不会去看他们?”自然,没有一个人回答。

我多么希望能与我父亲见最后一面,了却他临终的心愿。我会感谢他,我会安慰他,我会轻轻地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我多么爱他。

可是江泽民政府残酷地剥夺了我给父亲尽孝的权力,这就是展示给世界看的“中国最好的人权状况”,这就是江主席的“德治”!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1/2/26/12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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