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京老百姓来说，人大与政协会议的召开，意味者交通拥堵，意味上班族要更早地出门，更晚地回家。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出行，其车辆要用专用道，警车开道自不用说，还要至少提前十分钟封路。除此之外，各地“小号车（牌照在100号以内的高级卧车）”进京，也加剧了交通拥堵状况。

在北京，挂甲Ａ牌照的卧车最牛Ｂ，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在外地，则是“小号车”的天下。按照成例，地级市以上“四大班子（党、政、人大、政协）”的头头脑脑，差不多都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样，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地级市以上的“四大班子”几乎都搬到了北京，因此，其座驾也大都跟随他们的主人进京赴会。此时的北京，除了少见西藏和新疆的“小号车”，其他省、市的“小号车”均在北京大行其道。

各地“小号车”载着他们的主人，穿梭于北京的大小胡同、机关衙门，这已经成了人大与政协会议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此时，正是“跑步（部委）前（钱）进”、批条子、上项目、找门路、拉关系、以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大好时机；此时，也正是北京高级饭店和酒店的包房供不应求、各省市驻京办事处忙碌不堪的时节。

反观人大、政协会议，除了需要举手投票的大、小（组）会议、政治局常委大驾光临本团会议以外，其他场合，则是难觅大小官员的身影。这些官员的心思全不在会上，与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平等”商议所谓国家“大事”的时间，只限于中央或地方电视台拍摄他们赞扬政府工作报告的镜头所需的时间。

官员、大款以外的代表和委员，不认真开会，以“行使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又能干些什么呢？寒酸一点的基层代表和委员，不在会上好吃好喝好玩，抓紧时间充分体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可真是白来一趟首都北京了。

至于官员和大款，都清楚人大和政协会议究竟能起到一些什么作用。他们知道，“功夫在会外”。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正是他们合理合法地进行上拜下联、左右相识的大好时候。他们知道人大和政协制度的底蕴，他们也不愿在那些无聊的发言、讨论、“审议”、“审查”中耗费时间，他们要抓紧时间，做他们想做的事。

此时的北京，高官云集，短时间内的纵横捭阖，当是官员、大款办事效率最高的时候。但是，也正是因为官员、大款的效率高了，靠他们撑门面的制度的效益却降低了。

按照中共的说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根本”与“基本”区别何在，功用几许，价值多少，想必中共是清楚的。当然，最清楚的就是那些中共官员了。

因为“清楚”，那些出身官员和大款的代表、委员都把功夫用在了会外；因为把功夫用在会外而屡屡得手，他们就愈发地“清楚”。这样的制度本身必使他们“清楚”，而此种“清楚”则必导致制度效益的急剧递减，从而导致他们更加“清楚”……

这，或许就是现行“根、基”制度的“根基”。

转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