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限战」

最近，国内有两位解放军军官写了一本《超限战》，出版后引起不小反响。

《超限战》一书提出了一整套在现代战争中弱国抗制强国的战术。该书作者之一乔良说，经过第一次台海危机，“我们意识到，如果中国军队和美军兵戎相见，我们的军力不足，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战术，帮助我军取得力量均势。”这种新战术就叫超限战。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战形式，即可以是军事的，包括游击战、恐怖活动，也可以是非军事的，例如贩毒、破坏环境、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等。另一位作者王湘穗说，打仗讲规矩，但那些规矩都是西方定的，如果弱国遵守这些规矩就没有赢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不按常规作战，弱国就可能赢。

首先我要指出，所谓超限战并非“创新”而是复旧。人类并非自有史以来，打仗就是要讲规矩的。就是到了现代，也不是一切国家打仗都要讲规矩，譬如侵华日军打仗就很不讲规矩，南京大屠杀即为突出一例。提出超限战，无非是回到法西斯，回到野蛮人而已。这对于共产党尤其不是“创新”，因为共产党打仗一向不守规矩。

其次，我们也不要忘记，打仗讲规矩，决不是只对强国有利而对弱国不利。规矩意味着限制，意味着约束。它对强国弱国一视同仁，弱国由于弱，格外需要规矩的保护。要是在这个世界上，强国弱国都打起超限战，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弱国别说取胜，恐怕连生存都变得不可能。在古代，不少弱国被灭国甚至灭种，原因正在于当时打仗都不讲规矩。

上述道理十分简单，超限战的作者不会不懂，那幺，他们为什幺还要鼓吹超限战，而这种荒谬的主张为什幺还有人信奉、有人喝彩呢?这里有一个没有公开说出口的假定。超限战的鼓吹者其实是说，一旦打起仗来，对手在那里讲规矩，“我们”却早把一切规矩扔到九霄云外；对手还在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却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你敢干的“我们”都敢干，你不敢干的“我们”也敢干，这样，“我们”就比你们平白地多有了几样武器，于是，“我们”就能克敌制胜了。

乔良发表宏论，他说南斯拉夫总统米罗塞维奇当初遭北约空袭时，应该派遣恐怖小组攻击德国、法国的人口稠密地区。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飞机一来空袭，老百姓赶快往防空洞里躲。这次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我们却看到许多南国市民不但不躲避，反倒挺身而出，手拉手，一排排站在大街上或桥头上，胸前还贴着靶子的图样，摆下肉盾之阵。这是因为北约的空袭规定了只针对军事目标。科索沃战争持续了七十八天，而南国方面死亡的人数并不多。问题是，如果南国政府打起超限战，公然以恐怖手段对付北约国家的平民，从而激起北约反弹，也如法炮制回敬南斯拉夫，用飞机导弹不但轰炸南国的军事设施，而且还轰炸南国的居民区和非军事设施，轰炸南国的平民百姓，到头来更吃亏的又是谁呢?

《超限战》鼓吹恐怖主义，而且还是国家恐怖主义。这实在愚不可及。我们知道，恐怖主义本来是某些激进的地下反对派的斗争手段。不错，有的国家也在别国搞恐怖活动，但那都是在暗中进行，政府自己绝不露面，矢口否认。道理很简单。因为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它的隐秘性，别人在明处，你在暗处。你能打击别人，别人却打击不着你。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公然声称它要在别国从事恐怖活动，那势必会刺激对方报复，从而使得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平民陷入危险的境地。政府还好办，因为政府可以重兵保护，只是害苦了一般的平民。简言之，一个国家要公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恐怖活动，公然袭击别国的平民，那不是等于把自己国家的人民送给别国当人质，当肉票吗?

有人抱怨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其实，《超限战》才是妖魔化，是自我妖魔化。一本顶一万本。《华盛顿邮报》大幅报道《超限战》一书的出版和畅销，而人们又都知道，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中国，象《超限战》这类直接涉及敏感时政的书能够出版，能够被炒热，多半是得到了中共当局的认可以至鼓励。其结果便是，日后哪里出现了恐怖活动，只要它看上去对中共当局有利而对它的敌人不利，世人就会怀疑是中共当局所为。如果在下次记者会上，有人问起江泽民中共是否要采用超限战，我真不知江泽民何言以对。

如前所说，弱国对强国实行超限战，由于它会刺激对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是占不到什幺便宜的，反倒可能对弱国更加不利。不过你要用这套逻辑反驳超限战的鼓吹者，他们未必会理睬你，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超限战只有“我们”才最敢打，只有“我们”才最打得起。要打超限战，你就必须不怕死人，不怕死别国的人，尤其还要不怕死本国的人，不怕死本国的平民百姓。这就显出“我们”的优越性了，这就显出专制的优越性了。当年冷战时，谈起核大战，世人无不色变，唯有毛泽东气吞山河，说打核战争怕什幺，中国有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呢。似这等豪言壮语，哪个民主国家的总统敢说?这就是超限战鼓吹者的最后底牌。

──摘自【北京之春】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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