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受比二戰珍珠港事件更爲慘烈的攻擊之後，從最初的震驚中醒來，美國人沒有走上街頭遊行，沒有去襲擊那些與襲擊者相關國家的大使館。他們走進教堂祈禱。

這是我們在昨天給朋友們寫信的時候，不由自主地提到的第一個事實。這一事實給我們造成深刻印象。因爲，這樣全國性的民衆行爲，是美國傳統文化的自然反應，而這樣的文化，正是我們所陌生的。

那幺，美國人不憤怒嗎？顯然不是。在事件發生三天之後，美國CNN新聞網的民意調查中，讓民衆在」震驚、悲哀、憤怒」這三種情感反應中，作出對自己佔上風的那種情感的判斷，大多數人選擇的是：憤怒。那幺，憤怒的美國人爲什幺不去叫喊口號、扔磚頭瓦塊發泄憤怒，而是走進教堂默默祈禱，點上一支小小的蠟燭？

有着宗教傳統的文化是一種享有高度精神生活的文化。在這樣的文化中，人們習慣於思索一些超然的、對解決現實的生活政治困境似乎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問題。例如，生與死的問題，如何處理內心世界的問題，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問題，等等。走向宗教，是人們體驗到人的軟弱、感受到生命充滿困惑，有着向善的願望、卻遭遇完善自己的艱難。於是，他們求助於神的力量。而這種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思索、痛苦、尋求等等一系列深度的精神生活的結果。因此，淫浸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人們習慣於對自己提出一些深層問題。他們面前的世界是複雜的、矛盾的、需要信仰才能夠維持的。

他們感受軟弱，是因爲他們思索的習慣，讓他們比生活在無神文化中人們，看到一個更爲複雜和無奈的世界。

現代生活的節奏變快了，今天的許多美國年輕人並不像他們的父母那樣規律地去教堂，甚至根本不去教堂。但是，假如你問他是否信仰宗教，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會回答說：是的，我是信神的。他們會說他們是基督徒，或者佛教徒，甚至穆斯林。許多人簡化了教義，但是，他們至少會說：上帝就是愛，上帝就是和平。

可是，眼前的世界卻是矛盾的，充滿悖論。無論從人的歷史，還是從今天的國際社會中，都是如此。人的世界走到今天，充滿了僥倖和偶然，對於在西方文化中生活的人來說，還充滿了讓他們痛苦的心靈掙扎。他們需要信仰的力量，在人的世界面臨困境的時候，支撐起自己這樣一個渺小的個人。

在他們的眼中，從來就沒有單純的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看上去似乎是非清楚。但是，在美國人的反省中，仍然在宗教精神的層面有着許多善惡問題，無法解決。例如太平洋戰爭，作爲主要受害者的中國，對它的殘酷性有着切膚之痛。長達八年的戰爭，最後是由兩個美國原子彈結束的。這是德國和美國核競賽的結果，這是世界上最早參與核競賽的兩個國家。當時，並不是一個太平洋戰爭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的前景就在等待這場競賽的結果。假若是由德國人搶先造出原子彈，盟軍的一切依靠常規戰爭取得的結果，都會在傾刻之間化爲烏有。無法想象這個世界將會陷入怎樣的黑暗時期。在這樣的黑暗前景威脅之下，沒有人會譴責美國參與核競賽，當時慘遭日本法西斯戰爭蹂躪的中國，不可能不爲原子彈的爆炸而歡呼。

五十年過去之後，有許多國家，包括日本這樣的核爆受害者，以及當年核爆導致太平洋戰爭勝利的得益者，都發出譴責美國當年使用核武器的聲音。美國確實不能再理直氣壯地、如其它國家那樣向世界作出道義宣佈：我們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因爲，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已經逼迫美國率先參與了核競賽、率先使用了核武器。

對於美國人，這就是他們面臨的世界和現實。他們在意的並不是外部世界隨意發生的、對他們的讚揚與譴責之間的簡單切換。他們自己在宗教層面面臨的問題，從來沒有隨着外部世界的變化而時過境遷。不論處在他們具有最充足理由的激戰時刻，還是五十年後的今天，他們內心的問題都是相同的。在原子彈還處於絕密狀態的時候，這樣的心靈掙扎就發生在參與試製的科學家們中間；在覈爆發生之後，參與投放的美國士兵在同樣的掙扎中尋找不到出路，導致精神崩潰；在此後的五十年中，美國人沒有把他們參與並且起了決定性作用的二戰結果，看作是一種簡單的光榮。他們更多地看到的，是這個世界的悲劇性和無奈。

二戰中日本下決心遠越太平洋襲擊珍珠港，是由於處於和平中的美國，當時不僅在言論道義、並且在行動上，都譴責和制裁了日本對亞洲國家的侵略。今天，美國受到殘酷攻擊，當年美國人爲之流過血的土地上，照樣可能發出幸災樂禍的聲音。可是，這卻不是美國人關注的事情。五十年來，在更深的層面上，他們面對的是遠爲困擾的問題：二戰是他們被迫以戰爭尋求和平。珍珠港襲擊只是短暫的幾小時，他們作戰的戰場始終在別國－－在歐洲、甚至遠在中國。戰場上一千六百萬個美國士兵，是他們的親人，其中有五十多萬人，大多是還沒來得及開始生活的年輕人，倒在陌生的國家，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故土。這是一種生命喪失。同樣，戰爭是非常狀態，必然大量傷及平民和無辜。即使不提核爆炸，二戰後期的德累斯頓大轟炸，東京大轟炸，已經是史無前例的毀滅，這也是巨大的生命損失。從戰爭結束到現在，美國人一次次檢討：二戰中盟軍的某次轟炸是否完全必要。檢討的原因，正是戰爭與和平的悖論，在二戰後幾乎一刻也沒有停止地、在宗教層面折磨着美國人。由於美國在國際社會的特殊地位，他們有着必須承擔的責任，這些責任在時時迫使他們作出類似的艱難選擇。

今天遭受的攻擊，使他們發現自己再次面臨悖論的逼迫和選擇的痛苦。假如有證據確認本拉登是攻擊的幕後策劃者，假如本拉登的匿藏國拒絕罪犯引渡，也就是說，在可以用的法律程序用完以後，美國是否應該以戰爭尋求解決。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是政府的神聖職責，保衛家園、捍衛自己和親人的生命自由，是人的天賦權利。任何一個和平國家在遭受這樣不宣而戰的類戰爭攻擊之後，都自然會考慮：找出五十名罪犯後，是否還有五百名、五千名正在潛伏？是否還有第二輪、第三輪的攻擊？因此，假如優柔寡斷、不迅速將攻擊的幕後組織者繩之以法，可能很快導致新的災難。可是，假如訴諸戰爭，無疑要傷害無辜平民，這樣的傷及無辜是道德的嗎？這才是他們眼前壓倒一切的苦惱。他們承認：人的世界有自己無法走出的兩難境地。他們感到無助。他們只能走向神的面前。

美國人生活在宗教精神之中，因此，他們心中的敵人只有一個。這敵人不是某個國家，不是某個民族，不是某種宗教，不是某羣人，而是聽起來似乎非常抽象的概念，美國的敵人是邪惡。只是邪惡可能在某一刻佔據了一個人、或是一個羣體的心靈，使他們完全喪失人性和對別人的同情心。這種基本概念導致美國人常常同情對他們攻擊者的家屬：同情他們的親人不幸被邪惡所俘獲。這是他們在災難中聽到譏嘲的時候，能夠不抱怨的原因。相反，他們會在上帝面前爲譏嘲者祈禱：祈求上帝幫助他們驅走邪惡，成爲一個有同情心的善良的人。

在美國人的眼裏，整個世界和歷史，就是嚮往着和平自由的良善與邪惡的競爭。可是他們看到，僅以二戰爲例，結果就充滿了偶然性，例如美國人在覈競賽中先走了一步。因此，二戰的勝利結果並不使美國人就感到有理由樂觀。今天和平的美國平民遭受攻擊，讓他們又一次看到了邪惡取勝的可能。技術的發展，無限擴展了邪惡的破壞力，使得類似二戰中首次出現的核競賽問題，再次變得嚴峻而緊迫。邪惡可以無視規則、藐視生命、踐踏文明、無顧忌地摧毀一切，善卻必須在還擊的時候，仍然遵循規則，並且在可能發生的傷害面前顧慮重重。因爲拋棄規則和顧慮，就是在拋棄向善的自由理念本身。因此，他們感到邪惡的強大和自己的軟弱。善必勝惡，對美國人不是科學理論推導的結論，而是信仰的結果。在他們感到軟弱的時候，他們走向神。

對於美國人來說，邪惡並不只發生在外在的世界，邪惡也一樣發生在自己的內心。因此，當憤怒發生的時候，他們的文化使他們習慣於首先反省自己的憤怒。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這種情感反應與他們追求的平和的精神世界是衝突的，因此他們需要神的幫助，祈求上帝理解他們產生憤怒的原因，他們憤怒是因爲突然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他們尋求信仰堅持的力量，這種力量，能使他們不將憤怒轉化爲仇恨。因爲在美國人的語言中，仇恨是邪惡的載體。

他們向上帝禱告，表達自己的憤怒，告訴失去親人和同胞的哀傷，以及自己在震驚後難以恢復心的寧靜。在信仰中，美國人渴望醫治心理的創傷，把憤怒轉化爲對理念的堅持。在事件的第一天，所有的人還處於無法相信這是事實的震驚之中，我就從電子郵件裏收到了這樣的叮囑：We have to control our anger。
美國從信仰中獲取力量。

於是，他們能夠堅持在電視中提醒撫慰孩子們的家長，面對頻頻出現的嫌犯照片，一定要記得對孩子們說：不要看到的都是深膚色的面孔，就形成錯誤的偏見，以爲壞人都是深膚色的人，壞人什幺樣的膚色都有。美國人不願意因爲遭受攻擊，就放棄自己平等的理念。

於是，這個國家的法治根基不會變化，他們不會在調查和今後的司法審判中損害現有的程序，正是這種法治基礎保障了美國人以及生活在這裏的每個人的權利。美國人不願意因爲遭受攻擊，就放棄自己的自由理念。

於是，在華盛頓的巍峨的主教堂，在由美國幾乎所有前任和現任正副總統參加的彌撒的講臺上，佈道的有黑人和白人的基督教牧師，有猶太教的拉比，有穆斯林的阿訇。面對下面和電視機前所有已經了解攻擊者身份的美國人，這位阿訇穿著自己的傳統服裝，一開始，就唱頌了一段臺下沒有人能夠聽懂的阿拉伯語的《可蘭經》。他說，伊斯蘭的神也是要求人們向善的，屠殺的人是被邪惡控制，是違反教義的。

我們住在偏遠的鄉村，這裏沒有都市裏宏偉的主教堂，但是宗教氣氛是一樣的。附近小城在攻擊事件之後，拉出的唯一一條巨大橫幅是：現在是祈禱的時候了。

因此，美國人說，邪惡摧毀了我們的樓房、殺害了我們的美國同胞，但是，他們無法摧毀我們的自由。自由是美國人的信念，是他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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