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 去年12月18日，中國文聯七代會和作協六代會在北京召開，中共高層對此次會議的重視超過歷次，不僅中共三巨頭和儲君胡錦濤出席會議並接見代表，而且江澤民做長篇講話，朱鎔基破例爲文人們做經濟形勢報告。江澤民還參加了聯歡會，親自上臺，又是指揮全體代表合唱，又是演唱由顧毓秀作曲的鄭板橋詞，還用俄語演唱《遙遠，遙遠》，用意大利語演唱《我的太陽》，胡錦濤也破了例，罕見地高歌一曲《我騎着馬兒過草原》。表演完畢，江澤民等人還與代表們跳起交誼舞。最後，「晚會在江總書記指揮的《歌唱祖國》的歌聲中達到高潮。」中共各大媒體的報道如是說。
現在的黨魁江澤民和未來的黨魁胡錦濤在作家藝術家雲集的代表會上，做如此破格表演，不能僅僅看作總書記一貫的喜歡作秀使然，其中更透露出明確的政治意圖：爲確立「三個代表」的主宰地位而進行的統戰努力，意在展示江核心的親民作風和對知識分子的格外垂青。這是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受到黨內毛派和知識界新左派的公開挑戰後，江澤民對知識分子進行統戰的重頭戲，也是「三個代表」的題中應有之義。三個代表所包容的主要階層，按照國內御用理論家們的解釋，除了資本家之外，主要就是腦力勞動者即知識分子了。現在，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雖然不能與資本家相比，但已遠超出小康收入的水準，進入了富人行列。起碼來參加此次會議的作家和藝術家都不是窮人。在會議期間，媒體上還大肆炒作了一陣名作家收入如何高的新聞，並列出一些估算的數字，其中寫歷史小說的二月河成爲作家首富，僅版稅及電視劇改編的收入，就高達上千萬之多。 現在，由於社會上、特別是黨內反對三個代表的聲音過於強大，使之還無法在現實中進入大規模的具體實施階段，只能加強輿論造勢和壓制反對聲音，以便爭取更廣泛共識。而爭取輿論共識的關鍵便是收買知識分子，特別是在主旋律越來越無人理睬，而著名文人的聲音越來越具有民間假相的情況下，爭取到文人們的支持至關重要。 在最堅決反對三個代表的毛派中，發起點名批評江澤民的上書活動的組織者就是著名的毛派文人魏巍。這位靠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一篇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起家的文人，一直是中共最得力的御用筆桿子，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思想文化界的整肅運動中，魏巍都緊跟黨內毛派，扮演着左派急先鋒的角色。他萬萬沒想到，自己全力捍衛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的行爲，竟然遭致近乎於當年被整肅的自由化文人的命運，雖然沒有嚴重到海外盛傳的被抄家的地步，但變相軟禁則是事實，連他稱病住院也被嚴密監護。經過此次較量，魏巍已被江核心徹底排除在主流文壇之外，一向在作協中都有高位的魏巍，在此次文代會中，不但未進主席團和作協領導層，更連代表的資格都被取消。而與他觀點相同毛派文人賀敬之和柯巖夫婦還在代表的名單中，但在官方作協中已經沒有顯赫的地位了。 江核心在動用權力打壓極左派的同時，更以三個代表來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十六大前的實際操作已在悄然進行。據說，在「七一講話」過後，江核心通過曾慶紅在內部提出「網羅天下才俊」的方針，甚至六四後被邊緣化的趙紫陽時代的體改所中的人，都被列入網羅之列，有些人已經被曾慶紅召回體制內再次充當智囊性幕僚。90年代中期回國被拒之門外的北島，近期也被恩准回國探親並順利回到美國，讓流亡海外的異己知識分子似乎看到了微茫的希望。 此次作代會的人事安排更透露出江核心要「網羅天下才俊」的明顯信息，在新一屆作協的領導層中，雖然江澤民的親信金柄華爲書記處書記，掌管御用作協的實際權力，但巴金再次當選作協主席，八十年代風光無限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六四後一直在政治上受到左派文人的打壓，很難染指官方作協的實權，瑪拉沁夫和王蒙之爭，曾經引起過文壇的廣泛關注。此次作代會上，這批右派文人又有了在政治上抬頭的明顯跡象，如王蒙當選爲第一副主席，成爲僅次於金柄華的重掌作協實權的人物；因鼓吹中國必須補資本主義課而被中宣部內部點過名張賢良，這次也成爲主席團委員。另外，作協副主席和主席團的名單中，政治上右傾的知青作家羣體佔據突出的位置，王安憶、張抗抗、韓少功、池莉、舒婷等人都榜上有名。他們在政治傾向上與文壇的瑪拉沁夫、賀敬之、魏巍等左派對立，而與王蒙爲代表的右派作家之間卻有着患難與共的共同命運感：六四前他們執掌中國文化界的主導權，而六四後他們統統被排除在權力之外，現在又借三個代表之風重新回到了作協的權力核心。 同時，在改革後的歷次整肅文人的運動中遭受批判甚至牢獄之災的自由化文人的名字，也大面積地出現在此次文代會的代表名單中，如王元化、吳祖光、楊憲益、牛漢、韋君宜（這位值得尊敬的老作家前不久去世了）、流沙河、孫靜軒、公劉、邵燕祥、曲有源、童慶炳、王富仁、謝冕、孫紹振、沙葉新、梁小斌、王曉明、方方、魯樞元、陳漢元、劉心武等人。 這次會議，佔盡風光的名角，除了中共第三代的核心層之外，就是八十年代由名作家躋身高官的王蒙了。當時，王蒙在文壇和官場皆風光無限的成功之路，似乎成了中國文人的楷模。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以領導人的身份作報告的前文化部長，在此次會議上代表作協致大會閉幕詞，無怪乎他表現出近年來少見的亢奮。他高調讚美這次代表大會是「一個激勵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去創造去奮鬥的大會」，他代表新一屆作協領導機構表示：要在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不負同行們的信任，以創新的精神和富於熱情的勞動服務於文學界，和廣大作家、文學工作者一起回應時代和人民的呼喚，努力開創新世紀社會主義文學的新局面。王蒙所致閉幕詞的結尾，使用了近年來罕見的高亢詞句：「讓我們把這次大會作爲新世紀文學大軍遠航的開端吧！」這樣空洞的文革式口號語言，即便在王蒙達到權力的頂峯時，即他擔任文化部長時也很少見，可見此次會議上他受到江核心的厚愛程度之深，其心情是何等舒暢！ 極爲巧合的是，正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似乎也在爲統治者和文人之間的新關係做腳註。此劇着力表現的主題之一，就是康熙怎樣剛柔相濟恩威並用地打動了征服了高傲讀書人，皇權的威嚴震懾住書生的傲慢，帝王的仁慈感化了書生的抗拒，龍廷的智慧征服了書生的博學，而與《雍正王朝》一味凸出「清流誤國」，爲雍正大肆誅殺敢於挑戰皇權的諫臣言官辯護的傾向，形成了巨大反差。兩部清廷戲這一正一反的微妙對比，肯定與歷史本身無關，而是爲了「以史頌今」。因爲編導們全不顧忌史實中的康熙王朝，乃爲「文字獄」氾濫的時期，恩典的背後是血腥的恐怖。 更爲巧合的是，一向以「極左」著名的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高調反左，在此期間發表了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武國有的談話《怎樣認識新形勢下「左」的表現》。此文搬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鄧小平遺訓，言詞駁斥種種「左」的危害。文章說：首先，「左」主要表現爲思想的教條化，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有悖於江核心提倡的「與時俱進」。其次，「左」常塗有濃重的革命色彩，更具欺騙性；再次，「左」是長期形成的習慣，很頑固很僵化，危害也更大。所以，整個改革過程中，中央一貫強調反左。文章指出了當前「左」的三種主要表現：1、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2、不能正確地看待腦力勞動者即知識分子的勞動，往往套用「剝削」的框框來歪曲知識分子的特殊貢獻和較高報酬。3、以過時的舊的「階級」觀點劃分新時代的新的社會階層。 在全新的形勢下，「左」仍然死守舊框框，把「無產者」作爲執政黨成員的唯一政治標準，作爲中共政權的唯一社會基礎，作爲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政黨理論的核心，而把有產者排除在政治和中共的代表性之外，也就等於把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學說排除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外。「左」捆住人們的思想和手腳，使之無法「與時俱進」，開創中共領導中國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新局面。「左」在政治上歧視甚至主張重新剝奪「富人」，就是反對改革開放的富民政策，扼殺最能創造財富的生產力。而反左就是鼓勵人們發財致富，轉變中共政權的階級基礎；給富人以政治上的優待，就是爲了調動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文中的第二條特別提到正確對待「腦力勞動者」。 由此背景看，就不難理解江核心如此重視此次文人大會。據參加會議的人講，當江澤民、李鵬和朱鎔基按先後秩序出現在文代會代表們面前時，受到掌聲歡迎最熱烈的是最後出場的朱鎔基，其次是第一個出場的江澤民，而李鵬出現時幾乎沒有什麼掌聲。朱鎔基在爲文人們做經濟形勢的報告時，也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特別是他作報告時的小幽默更引起文人們的興致。朱鎔基會講着講着就調侃一下坐在旁邊的中宣部部長丁關根，每逢此刻，全場都會發出會心的笑聲和熱烈的掌聲。 如果從江澤民爲「三個代表」以及十六大的權力分配而尋求知識精英支持的角度看，此次大會無疑是成功的；但是，如果從知識分子與執政者之間的關係的角度看，文人們得到的不過是恩賜的優待，其毫無獨立性和正當權利的依附地位絲毫沒變，仍然是附在權力之皮上的御用之毛。在我看來，此次盛會不過是槍桿子和筆桿子按照排練好的節目單，集體表演中國式的新版「天仙配」而已。以槍桿子爲後盾的執政者們故作柔軟身段，以筆桿子爲御用工具的文人們大演效忠秀。儘管在利益至上、講究計算成本和收益的當下中國，二者表演的「天仙配」只是一種交易，且散發着心口不一的犬儒氣息。但是，「三個代表」的提出者確實想讓精英們發自內心地承認自己是「繼往開來的領路人」，文人們也確實想借此東風重溫被最高權力恩寵的榮耀，可謂一拍即合，何樂而不爲！ 無論獨裁者對文人們表現出怎樣的仁慈恩寵，也無論文人們是否真的以心相許，即便雙方營造出的盛會之和諧皆發自內心，也絲毫沒有改變千年一脈的帝制傳統：「娼優所蓄」的文人們不過是在爲自己的恥辱史再添新的一筆而已。 在這樣的文壇盛會面前，去年五月，我的好友王力雄公開發表聲明退出中國作協的舉動，越發顯示出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獨立、孤傲、勇氣和正義感。他在失去受到恩寵的大好機會的同時，也與組織化制度化的自我羞辱徹底告別！ 2002年2月7日於北京家中（《開放》2002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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