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學農當然對耽擱疫情難辭其咎，但是作爲出席「緊急會議」的「北京各大醫院領導」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作出「不對外公佈」的決定本應負上法律責任的。中國是屬於「權大於法」「黨大於法」的管理體制，孟學農敢於違法，想必抓到了什麼必須掩蓋事實的尚方寶劍，而且這把尚方寶劍很可能來自江澤民。所謂爲兩會創造「穩定」，說穿了就是要爲當時的「江主席」能夠連任創造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穩定」而已。
衛生部長張文康在蓋子已經捂不住了時候，還信誓旦旦地跟國際媒體說，「我負責任地說，在中國工作、生活、旅遊都是安全的」，從而成了薩哈夫式的小丑人物，遭到媒體猛烈炮轟和網民的痛罵。張文康不是傻瓜，呼吸道傳染疾病傳播快速的常識即使不是醫學院畢業的普通老百姓也是懂的，何況張部長當了這麼多年的江澤民御醫。再看中央高層，胡錦濤與溫家寶每天爲薩斯病忙得焦頭爛額，還下令媒體以及中共各級官員不得隱瞞疫情，敢於罔顧上命而將「說謊進行到底」的張部長自然是因爲胡溫之上還有讓他堅持說謊的「太上皇」江澤民。
對於中共這樣的專制社會，只要最高領導人一聲令下，對付疫情就可以做到全民總動員，黨、政、軍、工、青、婦、什麼民主黨派工商聯應該紛紛站出來表態支援中央決定才對。但是人們看到的只是胡、溫和吳儀每天東奔西走。其他「江家幫」的政治局常委好像都已從人間蒸發，不要說看到什麼他們的戰略部署，就連出來表態的人都沒有。這也顯然有江澤民掣肘在後。再橫觀中國各個省份，除了胡溫二人主抓的北京，其他省份幾乎沒有什麼動靜，毫無「總書記一聲令下，地方官奮勇爭先」的場面，顯然各地官員仍然在觀望中央和軍委之間的鬥爭形勢發展。
瘟疫當前，老百姓對於政府的信任是打贏這場戰役的關鍵，各自爲戰只會使局面越來越難以控制，再耽誤戰機就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薩斯病流毒全國全世界。然而江澤民的隱瞞戰術對老百姓的信心打擊極大，這才造成政府一再說「已經控制了瘟疫」，但老百姓還爭相逃離北京的局面。當局如果要收拾民心，重建信任度，消除政治局內部掣肘因素，達到萬衆一心的效果，就必須採取極端措施-- 「立即處理江澤民」。
歷史證明，國難當頭之際，應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比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勝利後，普魯士、奧地利、英國、西班牙等國在1793年春天，組成「反法同盟」，法軍在敵人的大舉進攻下，節節敗退。與此同時法國國內到處發生保王黨叛亂，形勢非常危急。羅伯斯庇爾萬不得已，採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巴黎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推翻掌權的吉倫特派，使他領導的雅各賓派掌握政權，這才保住了革命果實。再比如1798年，拿破崙率軍遠征埃及受到埃及和敘利亞人的堅決抵抗，此時沙皇俄國軍隊又在沙皇本人的帶領下，組織歐洲其他反法各國，結成第二次反法同盟，向法國發起進攻。更爲危險的是，法國國內保王黨人看到這種情況，也蠢蠢欲動，企圖從內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恢復他們舊有的統治秩序。拿破崙當機立斷，「攘外必先安內」，悄悄回到巴黎發動「霧月政變」，掌握法國軍政大權，才得以擊潰反法同盟。
此種例子在中國國內也屢見不鮮，在積貧積弱、列強環伺的清朝末年，孫中山雖然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主張，但是卻沒有象義和團一樣先抗外侮，而是採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先推翻清政府，然後再振興中國。沒有人認爲孫中山的行爲有何不妥，恰恰相反他成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對付「薩斯」病，也要消除一切有礙全國民衆團結的因素。江澤民作爲這場瘟疫橫行的主要責任人，應按照《傳染病防治法》進行處理。同時成功處理江澤民不但可以收拾民心，更可以震懾那些一直對胡錦濤的命令首鼠兩端的地方官僚，和現在仍舊處於江澤民掌控之下的媒體。胡錦濤與溫家寶的政令才會暢通，並得到不折不扣地執行。
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再猶豫不決，瘟疫一旦徹底失控，試問各級共產黨官僚，哪個還能保住自己的頂戴花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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