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

八九民運的時候我在香港，當時中國新華社、香港、美國，還有其他海外的電視轉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輿論對民運很不利，叫學生不要破壞社會治安。當時看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有的躺在帳篷裏絕食。5月17日那天，已經後半夜了，趙紫陽到了天安門，對學生說：「我老了，我們都老了，今後的世界靠你們年輕人，中國是你們的。我希望你們今天到此爲止，快點，越快越好，回到家裏去，回到學校好好讀書，將來建設更好的中國。」我一聽，啊呀，趙紫陽這麼說，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動了，事態一定很嚴重了。他是希望把學生保存下來，因爲將來的中國需要他們。後來報紙說趙紫陽回到家裏就辭職了，不幹事情了。

那段時間我們在香港的報紙上也是一方面爲趙紫陽講話，一方面盡力支持，保護學生。按照趙紫陽的意見，希望學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籲政府不要採取任何暴力行動。我每天看電視。六四那天晚上，從電視上看到坦克車從北京六部口嘩嘩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頭子，老太太在喊：「解放軍同志啊，不要去啊，他們都是學生啊，你們不要去打！」坦克車上的解放軍就朝著他們開槍。砰一槍，一個人倒了；又一槍，又一個人倒了。

那時候，北京大馬路旁邊有很多人在騎著單車往西走，四五輛一排，四五輛一排，不知道他們是給學生送東西吃還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產黨的軍隊看到他們就噠噠噠噠地向他們開槍，一排排的人就那麼倒下，四五個，四五個就在街上摞起來，就死在那裏了。後來看到廣場上的學生和工人派了幾個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臺灣的侯德建）跟解放軍談判。這談判很好。後來看到有人把屍體抬走，撤退開始了。看到大批學生在撤退，在逃，後面跟著解放軍，有騎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見解放軍從坦克上向帳篷開槍掃射，帳篷紛紛倒下，裏面有沒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說。

我一邊看一邊想，這樣做還得了！這是誰的軍隊啊？這是誰的人民啊？！當時我女兒也在旁邊看，她問：「爸爸，你看，共產黨的軍隊就這麼開槍打老百姓！爸爸你還要這個黨啊？」我對女兒說，「好，爸爸退黨！」於是我就退出了這個黨。

我爲什麼下這個決心呢？很多人以爲我僅僅是因爲六四。我講這些是要說明我退黨不是六四之後一朝一夕的決定，實際上從解放後我在香港工作開始，我對共產黨是越來越懷疑，越來越不滿的。

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管中資媒體

四九年全國將解放的時候，黨組織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說我又不是廣東人，全國解放後我想回北京工作。當時我的直接領導是喬冠華，喬託人給我帶口信說，已經把我的情況向周恩來反映，總理說不行，不能都撤回來。要我留在香港繼續工作，落地生根，爲黨所用。於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負責新聞界工作，管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香港商報，搞統戰工作。也因爲這樣，我看到的問題比較多，也比較客觀。

五一，五二年全國土改，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廣東的情況我清楚。鄉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關的關，殺的殺。香港有多半的人來自廣東，聽到這些消息心裏很不服。那段時間我曾經到過北京，有機會跟廖承志聊過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辦事處的，他在美國三藩市長大的，他說他知道情況。那些所謂的地主，很多就是廣東的農民，家裏沒有飯吃，沒有田，過不下去了。帶著一兩個銀圓，拎一個包包，也就是幾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後一般就在地窖裏面乾洗衣的行業，掙到的錢不買東西吃的，吃的東西都是在美國人家裏的垃圾桶裏找。一個月積下二十來塊美金統統寄回去，託那裏的親戚朋友買幾畝地，買個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們沒有剝削窮人，現在一下子都把他們當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觀點，他說這樣打人，殺人是犯法的。那時候我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幾歲，廖承志四十幾歲。廖前輩的支持對我很有幫助。我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想過這個問題，其實地主跟農民的關係，是農業社會里必然的一種生產關係。那個時候以農業爲主，沒有這種關係，誰都沒飯吃。有人貧，有人富，那是當時的制度決定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的。把地主都幹掉，地主還有孩子，他們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類，黑七類了。從那時候我的心裏已經有疑問了。

五二年開始正反肅反運動，搞了三年，把國民黨的殘餘部隊都肅清了。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是爲了顛覆人民政府。要他們交代，也是關的關，槍斃的槍斃。裏面有很多是當初要我們勸他們回去的，怎麼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呢？怎麼能算舊帳呢？

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那是反資產階級的。臨解放時很多富裕的資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後，毛澤東命令請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參加聯合政府。把錢帶回來重新開業。政府要誠心誠意地和他們合作，建設新民主主義。那時我就是這麼做的，動員了很多資本家回國。別的地方我不說，就說上海，這些資本家回國三五年後，上海的經濟恢復了，政府就開始對付他們了，說他們行賄，偷稅漏稅，於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有的資本家只好把家產全部拿出來，政府把他們的資本當成公私合營企業的利息（比如象對待容毅仁），那是客氣的，其實公司合營兩三年後國家也把他們的資產全部沒收了。不客氣的就把那些企業整個拿過來了，資本家都被拉去遊街了。我當時想，叫我們動員他們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們殺掉，那我們怎麼做啊？

之後就是大躍進，那就不用說了。

3、因在臺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軟禁

六八年有一天組織上通知我到廣州開會，說討論對香港的政策問題，看香港應如何配合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當天的會議之後，廣東組織會議的一個負責人對我說，要照顧我，送我去住旅館。我拿了衣服，上了車，隨他到了廣州東山的一個華僑住宅區。一按門鈴，開門的是兩夫婦，都是新華社的幹部。本來很熟的，那次我跟他們寒暄他們卻什麼話也不說。帶我去的人說廣州的會我參加半天就夠了，以後的會我就不用參加了。他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組織要重新審查我的情況。問我國民黨在上海抓我沒抓到，我跑到臺灣去了；到臺灣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麼回事。要我住下來，好好考慮。組織上會有人跟我談，讓我把情況講清楚。我想，哈，弄到我頭上了。我怎麼跑到臺灣的？我是被共產黨派到臺灣的中共臺灣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怎麼說我跑那去了？我逃離臺灣是組織上通知我撤離的。那時候共產黨已經滲透進國民黨了，國民黨來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這還要怎麼交代啊？就這樣我在廣州被軟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寫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廣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開住。

三年以後，廖承志和周恩來批示說我交代得徹底清楚了，給我平反。但是廣州的軍區司令丁盛認爲由於我長期在臺灣和香港兩地工作，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說話的態度不好，要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我又去了五七幹校種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隨我去，孩子由我媽媽帶。在那呆了兩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麼改造啊？農民不是因爲沒飯吃，拿了槍就去搶，去革命的？五七幹校以後又把我弄到廣東韶關附近的紅工煤礦當黨校校長，在那裏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幫之後才調回北京。

回顧起來，每次搞這種運動都是搞它個百分之幾。比如全黨的5％，全民的5％。怎麼出現這種情況的？就是因爲共產黨搞一黨專政，獨裁統治！文革不就是一個毛澤東？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文革又死掉三千多萬，多少人死了？現在也是這種情況，江澤民說法輪功是「邪教」，一句話，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說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對他?違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憲法是裝飾用的，權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話就是法律。

4、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

說到共產黨搞宣傳的方針政策，那是有階段性的。國內經濟要恢復，工商業要上去的時候，我們在香港就宣傳中國市場怎麼好，政府對資本家怎麼好，讓海外的資本家回去。跟他們說，「你看，容毅仁，大資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裏面當大官了？」搞統戰也是那樣，國民黨有兩名大人物是我統戰他們回去的，一個是國民黨政府的總統府祕書長陳思遠，一個是宋子文的祕書郭增愷。陳思遠是五五年回國的，他們兩個還好。陳當了政協副主席，現在還活著。郭增愷是政協委員。十年後陳思遠把李宗仁也帶回去了，李是六五年從美國紐約回去的。回去後他太太郭德潔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國治療。好多部門討論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興，因爲當初勸他回來的時候說好的，是自由來，自由往。來了之後不適應可以再出去。後來經過多方交涉，政府終於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經等不及了。

5、統戰的講究(關於張國濤)

當然統戰也是有講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沒有用的人想回來也不讓他回來。

53年張國濤想回國，他託陳獨秀的兒子找到我。陳的兒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來往。我們相約到外面喝茶談了這事。 陳告訴我張老想回北京工作，與他商量找誰向中國政府傳這個口信，於是兩人談起我。張知道我在共產黨的地位，說：「找金先生合適。勞金先生幫忙請毛潤之、周恩來先生考慮。我願意回去工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們的貢獻不小。我希望能夠進一步爲新中國盡一點力量，接受他們的領導。」

話傳到之後，劉少奇爲這事作了批示，要張先寫個檢查，還要表示今後應該怎麼做。毛看了滿意的話就拿出來發表。實質上就是要他作個檢討，要不要他回來還不一定。張國濤不肯，這事就作罷了。其實共產黨並不想張國濤回來，因爲毛澤東說他沒有用了。那時候張國濤在香港，後來到加拿大了。

6、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

文匯報在上海辦報的時候，總編是徐鑄成。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在上海暨南大學(廣東暨南大學的前身)做地下黨工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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