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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临近2003年岁末，《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呼吁领导干部要做讲真话、讲实话的表率。对此我心中有个问号。简单地说，讲真话、讲实话首先需要相应的体制环境，如果讲真话、实话动辄得咎，甚至大祸临头，那么谁还敢做傻瓜、做出头鸟。这不仅有史为鉴，而且有现实为证--1957年讲真话、实话的几乎都成了“右派”，不完全统计落入“阳谋”之网的至少有55万人；1959年，开国元勋彭德怀说真话、实话倒了大霉；“文革”期间说真话、实话的有几个曾逃脱入狱、流放、批斗等命运，人数何止千万，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即使“文革”之后，王申酉、李九莲、武文俊也没有幸免被虐杀的命运血迹斑斑，史不绝书，无非是讲了几句实话、真话。哪怕今天，山西青年李绿松还为此而被割去了宝贵的舌头，至于像记者高勤荣这样因为讲真话、实话而身陷囹圄或遭遇种种迫害的更是家常便饭。人毕竟是血肉之躯，趋利避害，最低限度避免伤害乃是人的本能，没有人可以要求别人舍弃生命、自由换取什么，那种乌托邦的狂热呐喊早已被历史无情地抛弃。既然体制环境不能保障讲真话、讲实话者最起码的人身安全，又有几个人愿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去讲什么真话、实话呢？ 其次，讲真话、实话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社会风气。古人所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讲究“有所为，有所不为”，乃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些箴言曾经是绵延几千年的价值标准、人格坐标，是浩然正气的之所在。时至今日早已被“富贵能淫，威武能屈，贫贱能移”的新价值观成功地颠覆，华夏民族之所以能长存的精神命脉实际上已在根本上断裂，苟全性命第一、发财第一、有奶便是娘已成为全社会普遍信逢的做人准则，什么道义、良知、人格统统都像垃圾一样被纷纷抛弃，最正常不过的是非关系、黑白观念都被打得粉碎，与普遍的造假、卖假甚至毒害生灵也在所不惜相比，说假话、空话又算得了什么。这是近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社会最大、也是最深刻的变化。一旦讲真话、讲实话能带来好处，世人一定会趋之若骛。活的现实是讲真话、实话不仅没有好处，却完全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在这样的世道，人们自然而然会把讲真话、实话视为畏途。长此以往恐怕讲真话、实话的功能都会丧失殆尽。 何况在官场这个染缸里提倡领导干部做讲真话、实话的表率，那更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至死不悟的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他落马之前，一路绿灯，一年上一个台阶靠的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而是讲假话、讲空话，他在官场上冉冉升起决不是一个偶然的。正因为他深谙官场之道、懂得中国的实际，他才能爬上封疆大吏的高位，搜刮如此巨额的不义之财。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宦海沉浮中能浮起来的大抵都懂得假、大、空这一套，如想洁身自好，只能被排挤、淘汰出局，更遑论说真话、实话。有人说胡耀邦是天上的一片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官场的污泥浊水中他居然常常讲些真话、实话，那么直率无忌，那么富有孩子气，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他最后的遭遇几乎是必然的。一句话，要在官场提倡讲真话、实话除非改变现行的政治游戏规则，包括明的和暗的，比如对权力的边界进行明确的界定，对权力的产生、授予程序进行新的设置，对权力的监督方式进行变革等等，没有这样的改变，什么讲真话、实话注定了只能是一篇写在纸上的文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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