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报消息】陈桂棣与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在中国引起一阵旋风，作者说有许多人中国人都是含泪读完，在书中描述的农民上访事件，揭发了地方父母官是如何剥削广大的农民，农民不堪其扰，却又无能为力，任凭满脸横肉的「父母官」压榨。这本书在日前中共召开两会期间，已经由中宣部决定封杀，但其内容的真实性，在网路上各省人民都表示确有其事，甘肃的异议份子田奉山（音）说，书中描述的农村现状很真实，而甘肃地区的农村比书上写的还要惨。 我曾经一度被「中国热」、「中国的世纪」之类的书迷惑，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相当大的期望，任自己心中的美丽中国的幻想无限上纲，甚至自以为先进地认同高中公民老师的观点，他认为∶两岸当然要统一，统一后中国无止尽的资源，加上台湾经济奇迹的经验，将会创造出中国的超强地位。幻想时期，被亮丽的经济统计数字蛊惑，惊艳于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赞叹上海市的繁荣，羡慕北京将申办奥运时的建设，但这些光鲜亮丽若是除以13亿的中国大陆人口，残酷的现实已摆在眼前，沿岸地区的「形象工程」欺骗了我们，尽管城市的繁华吸引了举世的目光，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九亿人口，依旧以农为业，他们享受不到政府对沿岸都市那样的关照，反而每天生活在地方官的苛捐杂费之中，无法喘息。一些对中国前景看好的人士若主动下乡去关注，而不是由地方官员带至参观所谓的「形象工程」，则会对中国的乐观重新调整；整天窝在经济特区或跨国企业的总部研究经济数据，只能反映出13亿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9亿农民富不起来的情形之下，中国会被数量庞大的贫农拖垮，变成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贫富差距严重，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是绝对抬不起头的，13亿的分母是很沈重的。 中南海的决策单位喜欢设定目标，例如毛泽东时代认为国内有百分之十的右派，每个单位在数字压力下就得冲出百分之十的数量，旅居德国的关愚谦教授的回忆录「浪」中提到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只好冒险逃出铁幕；要是中央提出各地的经济或教育水平要达到某个水准，却又无法提拨相当的经费资源，地方不是虚报数据，就是打老百姓的主意，在农村中巧立各种名目的税，地方官高兴就少收一点，不高兴就多收一点，收不到就派人讨债，宛如官方高利贷般霸道，农民因而上访求援。书中淮北平原的贫困县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农民丁作明以为上访可以解决问题，却把自己的命给赔掉了，活活被当地的「父母官」打死。田奉山说甘肃省的农村问题更惨，让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揣测实际的农村状况，难道丁作明的下场还不够惨吗？ 农村虽然惨，却因为惨而出现一些贤能的策士提供建言解决办法，何开荫就是当中倡导改革的大力士，然而中央地方行政体制错综复杂的利益勾结网络，让这些改革往往胎死腹中，顶多只能暗地里干，无法普遍到各地农村，这让我想到张五常教授的一篇文章「三种社会体制」，文末提到，一九九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弗里得曼教授访问成都，与四川省省长交换意见，张教授认为弗里得曼非常善辩，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辩论家之一，可是省长先生短短几句话却驳倒了他。他们谈到市场经济只要由政府扫除障碍，其他的让市场去决定就行了，弗里得曼教授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的一截截地砍，一下子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嘛。省长先生反驳说，亲爱的教授，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 书中提到一九九O年到二OOO年，只有十年时间，中国从农民那里征缴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八十七亿九千万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亿三千万元，增加了四五倍。农民人均税额高达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税赋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六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四倍，苛捐杂费乱收的情形严重。何开荫提出了完善和发展农业「大包干」的设想及具体思路，从建议实行耕地的长期承包责任制，到建议实行农业税费统筹的改革，到建议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和粮食价格的双轨制、全面彻底地放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直谈到建立健全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区域规模的农村商品经济，还谈到进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虽然这些方法看似能减轻农民沈重的负担，但还是没有解开「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问题；例如税费统筹能够让农民有官方根据第一次缴交完所有税赋，不会哪天又冒出奇怪的税赋名目，农民缴的少，也代表地方政府能作的也少，但是中央设定的目标却一点也不少，却没有足够的经费的补贴，经费到了「形象工程」的承包商手中，到了奥运场地的建筑厂商之中，到了堕落颓废贪污的贪官手中，因此只好牺牲地方各项建设，原本农民缴交的费用中有一部分是用来从事教育建设，因而被牺牲，农民说沈重负担的减轻竟是用是下一代的未来所换得的，这真是一大讽刺。若是遇到必须进行的建设，地方政府只好从操旧业，继续干起巧立名目的勾当。 13亿的分母是沈重的，因为中国是个国家，中国的盛或衰是由所有人民所堆砌而来的，不管今天如何去衡量中国的地位，13亿的分母是不可能改变的，9亿农民富不起来，就不可能造就中国的神话，「中国农民调查」若无法进入历史，而是活生生持续上演，我们就不能自欺欺人，编造中国神话来麻醉自己。忘记是在哪一本杂志上看到中国各城市的照片，照片是在比较各城市的家庭型态，或许照片的诉求是在比较文化的性质，但当沿岸城市与内地农村的家庭把他们的家当摆出来供记者摄影时，我看到的是富裕与贫穷的差距。我又想到杂志记者筛选用来拍照的那个农村家庭，很有可能是当地最富裕的，因为照片中的那户人家有一台电脑，那台电脑看起来像是城市淘汰到二手市场的，一个年收入只有几百元钱的农村家庭，买的起二手电脑吗？
|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