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記得2003年春節前夕,幾名警察奉命到北京市第二監獄來找我,說是想聽我聊聊出獄後打算做什幺。由於多年前我和他們就打過交道,彼此算是熟人了,因此我就笑着對他們說: "1999年11月1日我在法庭上作最後陳述時,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幺?" 他們說:"嗐,時過境遷,你們圈子裏的人歇的歇,出國的出國,你出去還能做什幺呀?" 我說:"你們以爲我的圈子就那幺小,我就非得跟那幾個人搭伴做事嗎?" 聽我這幺一說,他們來了精神,問:"那你的圈子是什幺呀?" 我樂了,說:"凡是說真話的人,都屬於我的圈子。如果你們願意說真話,那你們也算我的圈裏人。" 他們先是一怔,隨即也樂了,說:"你這個圈子也忒大點了吧?" 我說:"又大又不大幺。你們不也很清楚,在咱們中國,敢說真話的人其實並不多。" 他們說:"那倒也是。"接着就把話題扯開了:"快過年了,給你帶了些水果。多注意點身體,身體是本錢幺。" 4個多月後的5月17日,我出獄了。出獄的當天,朋友們的車拉着我滿京城轉悠了兩個多小時,才好不容易在月壇北街找到了一家小餐館--薩斯太厲害,絕大多數飯館都關張了。很快,朋友們告訴我,要不是蔣彥永大夫挺身而出,就是再轉上8小時,這頓飯恐怕也吃不上。於是我知道,中國出了個蔣彥永,一個說真話的公民蔣彥永。當時,我心裏就認定了,蔣醫生和我是一個圈子的。以後,我又知道他就住在301醫院幹休所,離我家很近。不過,我和蔣醫生有緣直接聯繫,則已是2004年元旦的事了。 元旦那天上午,我打電話給丁子霖老師,祝她和蔣培坤老師新年好,並順便要來了蔣醫生家的電話號碼。下午,我撥通電話作了自我介紹後,問蔣醫生要了他的電子信箱地址,隨即發出了如下信函: 蔣彥永大夫: 去年5月17日我一出獄,許多朋友就爭相告訴我您用真話顛覆謊言、捍衛人民生命權的事。同年10月,我和妻子章虹回常熟探親訪友。10月16日至18日,我們在無錫張涇丁子霖、蔣培坤老師家小住時,知道了您從北京給他們去電話的事。 促使我給您掛電話的直接原因是,今天上午我和我的連襟、西京醫院普外科的薛湧嘉大夫通了話,他要我設法代他向您問好。 隨信附上3篇東西供您一閱。它們是: 1、 給何頻、高文謙先生的信2、 在全美學自聯2003年度自由精神獎頒獎典禮上的答詞3、 一生說真話 祝 新年快樂! 江棋生2004 .1.1 當天晚上,蔣醫生就作了回覆: 江棋生: 來信收到,非常高興能看到你的三篇文章。你和高文謙的對話,由於我的歷史知識太淺,我無法表態,但我很贊成這種開誠佈公地探討問題的方法。 另兩篇我讀後很受教育,對講真話這點我和你有同感,但我遠沒有你那幺從道理上說的清楚。我有一次訪問吳祖光先生,他對我說,人有一張嘴,一是用來吃東西,二是用來說話。要說話就要說真話,有嘴不說真話,只能說假話,這張嘴還有什幺用。他的這一體會是再透亮也沒有了。 我現在對所有見到我的人,總是宣傳要講真話。我們中國因爲說假話吃的虧太大了。要是大家在任何場合都能說真話,那幺中國就大有希望了。 得知你就在北京,有機會可以見見。 我的電話你已知道,可以常通電話,請告我你的電話。 蔣彥永2004.1.1 讀着蔣醫生的信,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了吳祖光先生質樸、率真、充滿人格魅力的形象。我相信,蔣醫生也一定是那樣的人。 1月6日下午,我去蔣醫生家。我所見到的,果然是一位極本色的人,一位不會讓你產生距離感的人。初次見面,他沒有寒喧,沒有客套,給我沏上一杯西湖龍井後,就談開了。從浙江祖籍到上海求學,從進京讀書到當上軍醫,從薩斯事件到六四屠城……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兩件事。一是他爲張文康"叫屈"。他說,張是奉命隱瞞疫情,因爲上面發了話,他不敢抗命。二是他決心已定,要爲六四正名發出建議書。蔣醫生的話直直白白,樸樸實實,不事誇飾,不繞彎子。我覺得,他一生所求,就是九個字:說真話,做真事,當真人。與我這些年來從一些"人士"身上感受到的不同,我從蔣醫生身上感受到的,是寶貴的公民精神和典雅的公民風範,是高尚的道德力量和嚴肅的責任意識。他是公民蔣彥永,身上沒有一星半點救世主的味道。 今年春節,我和章虹是在常熟老家過的。返京後第3天,我接到了蔣醫生的電話,要我帶上自己的物理學論文去他家。當時我心頭一熱,撂下電話就動身了。原來,上次見面時,我提到自己在獄中完成了一篇關於T變換的論文,他曾表示,他能聯繫到有關物理學家進行審閱。走在路上,我不由得想起蔣醫生多次叮囑蔣培坤老師及時就醫,並特地出面請有關專家爲蔣老師會診,蔣老師出院後他又再三過問、提醒的事。蔣醫生的古道熱腸、辦事利索,我算是耳聞親歷了。幾天之後的2月20日,我又目睹了73歲的他爲丁老師受傷的右腳去掉石膏、裹上繃帶的一幕。記得當時丁老師感慨不已、半開玩笑地說:"我享受的是什幺級別的待遇呵!" 也正是那一天,蔣醫生提出要爲我找一位醫術高明的眼科大夫,以便使我的右眼白內障及時得到診治。後來,也正是蔣醫生推薦的大夫,成功地用超聲乳化技術治癒了我的眼疾。5月30日下午,我給蔣醫生去電話,剛說了一句"我的寬帶已在28日被切斷了",電話就被掐了。過了幾分鐘,他打過來了,說:"切斷電話太卑鄙、也太無能了!牙科大夫已經聯繫上了,姓孫。"還沒容我回話,電話就戛然而止。熱心的蔣醫生爲我找牙科大夫,是因爲他知道,我的獄中生活造成了槽牙普遍鬆動,咀嚼東西已多有不便。 自那以後,我就再未接到過蔣醫生的電話。從6月1日到現在,他被與世隔絕了。 但是,蔣醫生是關不住的。 關不住的原因並不是憲法中有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幾個字。關不住的原因也不是找不到任何關他的法律依據。關不住的原因更不是蔣醫生會遂了官方的心願。在我看來,關不住的原因是,面對這樣一位視良知爲生命的老人,面對這樣一位向全世界放射了奪目的人性光芒的公民,已經沒有了"核心"的執政當局,將會在繼續關他的決策之坎前,先就不寒而慄。 蔣醫生,我在等你的電話。 2004年6月19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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