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人士認爲，袁勝事件使退黨現象真實化，令中共恐懼，中共選擇此時抓高律師，是爲了轉移國際國內對方興未艾的袁勝效應的關注，以阻止該事件觸發退黨大潮的骨牌效應。高律師與袁勝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繫在法輪功、「九評」和退黨這三者上達到統一，兩者都點到了中共的致命要害。

評論人士同時指出，中共現在最怕的就是國內各階層民衆大規模、有組織、有策略、卻抓不着人的退黨。要營救高律師，就要抓住中共最害怕的這點去做，超越中共的謀算，讓中共切身感受到關押高智晟所失遠大於所得，高律師就安全了。

中共爲何掩蓋袁勝事件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李天笑指出，從中共極力淡化、掩蓋袁勝事件可以看出中共內部的恐懼，它掩蓋的真正目的就是不希望此事件觸發退黨大潮的骨牌效應。

由於中共的高壓控制，國內很多退黨(團隊)人士是以化名或者羣體方式退出，加上媒體封鎖，互相之間並不知道對方退黨了，未退黨的人也不甚了解退黨的宏大規模，而袁勝事件則打破了這種間隔，把民衆退黨和中共打壓退黨的事實，以個例的形式活生生的真實化的展現在國際社會面前，揭破了中共精心編制的幻覺，令中共統治根基發生動搖，控制局面捉襟見肘，處於大廈將傾的危機狀態。因此，袁勝事件直搗中共要害。

大紀元專欄作家司馬泰認爲，轉移「九評」、退黨視線是中共的根本目的，而另一個方面則是掩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而這兩者是有緊密聯繫的，都是對中共邪惡本質的認識問題。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被逐步撕開，把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慘烈程度的蓋子給掀開了，令很多對中共還抱有幻想的、對其邪惡認識不清的人退出中共。從近日相關媒體報導可以看出，西方政要和媒體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這令中共懼怕。

中共爲何此時抓高律師

李天笑表示，高律師是一個具有錚錚鐵骨的中國良心的典範。高律師對中共的認識是深入「骨髓」的，揭露是淋漓盡致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中共怕高律師，而高律師不怕中共。同時，高律師具有廣普的愛心，他不僅僅維護法輪功的權益，而且對於各個階層的民衆的權益都是非常關心的。中共玩弄恐怖主義手法，利用高律師對各階層受迫害民衆的關注和世人對生命的珍視和人類愛好和平的善良本性，通過暴力手段脅迫國際社會和恐嚇國內民衆，來達到轉移和避開對它構成致命威脅的九評、退黨的目的。

高律師一直對陳光誠案很關注，7月20日曾去過山東遭到毆打，引起國際關注，而此次高律師回山東探親，恰逢陳光誠案被審，中共故意選在此時，就是要把高律師被抓和聲援陳光誠相聯繫，轉移國際國內對方興未艾的袁勝效應的關注，同時掩蓋高律師被抓的真正的背後的原因---對九評，退黨的支持，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行。

司馬泰說，實際上中共對高律師恨之入骨，早就想抓，只不過是內部權力鬥爭，各方面利益的權衡，沒有找到合適的時機下手。這次高律師被抓也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一種反映。

對於弱勢羣體、法輪功等問題，胡溫希望在體制內解決，尤其想撇清迫害法輪功的罪行，以緩解共產黨的執政危機。而江澤民對老百姓則是強力鎮壓，意欲把一切都扼殺在搖籃裏，尤其在法輪功問題上，江是直接發動迫害的罪魁禍首，非常害怕被清算。這是他們的不同之處。

雖有分歧，但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就是共產黨的生存問題。一旦觸及到這個要害，他們之間就會達成某種妥協。

中共是否能轉移視線

李天笑指出，中共想轉移視線但是做不到。高律師被捕的背景是：他爲法輪功上書；身先士卒，率先退出中共；親自派發他的三封信，揭露共產黨的材料，並且加入調查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團。高律師與袁勝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繫在法輪功、「九評」和退黨這三者上達到統一，明眼人完全能夠分析得出來。兩者都點到了中共的致命要害。

中共錯誤的估計了形勢。實際上高律師一被抓，就像一聲號令似的，把國內國外的所有的組織全部調動起來了，德高望重的高律師處於國際社會和媒體的高度關注和強大聲援之下，可能觸發意外重大變化。

當人們陸續都明白了高律師被抓的真實原因和背景之後，中共的陰謀也就徹底破產了。正像「未來中國論壇」第三號聲明中所說：

「高智晟的被關押一旦演變成一場大範圍的國內民衆覺醒和退黨運動，中共最怕的自身解體就會加速，一旦到達中共解體的臨界點，不要說關押高智晟，反過來中共自身就要面臨被人民審判、清算了。」

「退出共產黨，營救高律師」

司馬泰分析，中共敢動高智晟這個知名度很高的公衆人物，必是權衡了利弊之後才下的手。要營救高律師，就要抓住中共最害怕的那點去做，超越中共的謀算，讓中共切身感受到關押高智晟所失遠大於所得，高律師就安全了。

中共現在最怕什麼呢？就是國內各階層民衆大規模、有組織、有策略、卻抓不着人的退黨，這種來自民間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草根運動。

李天笑表示，在營救高律師的過程中，要注意不能陷入中共「把高律師事件司法化、個案化」的陷阱中。

在高律師被打壓的整個過程中，以及在他營救其它的維權人士的過程中，中共一直在使用犯罪的方式。中共所謂的法治完全是一個流氓犯罪過程，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所有法律。因此在法律的框架內，是不可能根本解決營救高律師和所有維權人士的問題的。

如果把高律師事件陷入司法化之中，反而會把高律師置於一種長期的監禁當中。中共就可以抓住這一點玩司法遊戲。這將是一個死衚衕，走不通。

高律師在去年11月寫出第一封公開信後，中共釋放了黃偉夫婦，說明中共並不在乎對於維權方面個案的處理，但是它所不能容忍的是揭露和抗爭它利用國家政權系統鎮壓法輪功及其它所有民衆的國家恐怖主義。所以說當高律師的第二第三封公開信把個案擴大到對整個法輪功羣體迫害的反思，要求中共作出明確答案時，中共馬上就變臉，對他進行流氓監控，甚至企圖謀殺，直至抓捕。

越是推動退黨這個根本的問題，抓住中共的要害，越是有效。從根本上說，把共產黨退垮了，大批中共黨員倒向人民一邊，中共的監獄還能關得住人嗎？從現時看，當中共想轉移視線的作法宣告失敗，那時高律師就成了一個燙手的山芋，中共必須得扔掉。如果不這麼做，那隻不過是在中共所設置的圈套中進行，反而對高律師不利。

在營救高律師當中，應該打出這樣的口號：「退出共產黨，營救高律師」，「用拋棄共產黨來營救高律師」。如果這樣做，那麼高律師的每一天被關押，會激起更大規模的退黨聲浪，就意味着退黨對共產黨的壓力增加一個力度。也就是說，越關高律師，中共崩潰越快。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得不考慮釋放高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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