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點30分，獄警祕密的把我們從祕密的通道帶回到35號的小房間。法官以「藐視法庭罪」叫我們跟他認錯，但所有的當事人都沒有認同這種威脅，並給法官合理的理由我們並沒有藐視法庭。而我告訴法官是法官藐視了我們的權力，我們已經提出了我們的合理要求，做爲法官應該公平，怎麼可以知法犯法剝奪人應有的權力。難道新加坡這麼窮嗎？沒有一間像樣的房間嗎？而控方律師又要以我們講的話，拿出其它法律，如248等罪強加於我們，當時，我告訴他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就是共産黨！」 法官還是無理的受控以上面的指示以「藐視法庭罪」直接入監服刑兩天，過後我們被關押在新加坡樟宜女子監獄，出獄時，我們的親人、朋友都沒有被通知來接我們，反而是被獄警祕密監視着帶到監獄外自已搭車回家。

2007年1月24日早上9點30分，庭警意外的告訴我，我們已被安排在較大的16號房間，可容納12個親人、朋友或媒體進去。這個16號房間與35號的小房間有着天淵之別，我們可以有桌子在桌子上記錄供詞。我們提出了傳詔李光耀、黃根成、李嵐清等人，原本他又說與本案無關拒絕。我們告訴他，怎麼無關，我們是有證據的，天子如果犯罪，與庶民同罪，法官的責任很大。法官又藉口說現在是屬於控方證人出庭供證，要等到辯方證人供證才可以提出，結果把傳詔往後押。控方證人出庭供證是一個當天拍攝活動的攝影師，庭上公開當天活動的整個攝像。

2007年1月25日早上9點30分，整個盤問焦點中，控方提供錄像帶與當時在東陵警署的不一樣，明顯的剪接過，而且在錄像帶上還寫着FLG23∕10，明顯的針對法輪功，但控方證人強詞奪理不承認剪接過，不承認針對法輪功。而我在盤問控方證人中告訴法官，從2005年7月份我在中領館抗議中共迫害法輪功時，這3個月中，我與陳培育幾乎都在烏節路一帶分發資料，也因爲這樣我們才會碰到李光耀並跟他講真相，很多警察都知道我們在那，而且這個證人我見過多次，此案跟法輪功有關，而且背後是有人在操控。但所提出與法輪功有關的問題都遭到法官「與本案無關」拒之。

2007年1月26日早上9點30分，在庭上供證的是控方的第二個證人，東陵警署的調查官供證。整個盤問焦點再次針對錄像帶能不能成爲庭上證據展開抗辯。由於當天整個活動最少有4個小時，但庭上供證的錄像帶才只有48分20秒。控方第二個證人，調查官還是強調錄像帶沒有剪接過。當事人尤欣提出要給專人化驗，尤欣一整天的盤問很多具體的問題都遭到法官「與本案無關」拒之，而在下午時，法官突然反問尤欣如果錄像帶既使剪接過對判案有影響嗎？又不是說你不在錄像帶裏面，而把你放在裏面！！緊接着控方律師說如果錄像帶給對方拿去化驗，控方也會提出化驗不真實等等，這樣會沒完沒了。出此一言，讓很多人震驚，特別是法官如此對證據的不嚴肅。就在此時，我站起來抗議：「控方律師既然這樣講，就更應該把錄像帶給我們拿去化驗，不能隨意誣告，他已經誣告我很多次。同時我也不同意法官這麼講，問題不是人在不在錄像帶裏，而是做爲呈堂證據的錄像帶根本不能剪接。如果現場拍攝的人是分散的，一個個分開的，這麼一剪，就可能成爲集會等，那就會有很多冤案。不能這樣做給後代子孫看。這是不對的，法官，我真心爲你好！謝謝。」

從這幾天在庭上爲自已的人權做抗辯中，我也告訴法官其實法官非常袒護控方。這4天中，控方二個證人很少回答辯方的盤問，控方律師也很少講話。幾乎都是法官在接受辯方的盤問，顯得非常不公正。更特別的一次，在盤問控方的第一個證人時，我問及在我發資料時，有沒有騷擾到民衆，這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問題。可是， 法官一再說「以本案無關」，同時叫我用喧譁等字眼去盤問。我問法官，爲什麼我不可以用騷擾去盤問呢？據我知道，構成集會要有騷擾才能成立。沒想到控方律師卻站起來說構成集會有三個要點：超過五個人集在一起、有共同目的及沒有準證。當時我又問法官，請告訴我構成集會需要不需要有騷擾民衆，還是如控方律師說的。法官支吾後拿出控狀說：你們是被控無準證集會，那就與有沒有騷擾民衆無關。午餐後，我再問控方證人，在我發資料時，有沒有騷擾到民衆？沒想到法官允許他回答而且記錄在案。當我回問法官，爲什麼現在又可以用騷擾兩個字了。法官支吾以對並說騷擾「與本案無關」。

在庭上的幾天，控方證人講騙話、證據被剪接過都能成爲呈堂證據，既使沒有證人證明證據的可靠性，如沒有報警的證人等，但只要控方律師與法官一唱一合都能被記錄在案成爲真實的。而法輪功學員講的現場的情況，甚至提出具體問題就被說成「與本案無關」或不準被提問等，而沒有被記錄在案。本案將於2007年1月29日早上9點30分續審，我將繼續爲自已的人權抗辯。

（原文標題《在新加坡法庭上爲自已的人權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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