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十八大會議期間，一名叫Andrea Yu的澳大利亞女記者在多個記者會上，都獲得了點名發表問題的機會，而且其問題完全像出自中共央視或新華社記者之口。通常，外國記者在這樣的場合類似的要求幾乎總是會受到無緣由的忽視。那麼，這名澳大利亞籍記者緣何如此受寵？在其它外媒記者的窮追猛打下，人們才發現女記者所在公司的後臺老板竟然是中國人，問題也都是其中國同事寫好並安排她提問的。
據悉，Andrea Yu服務的傳媒公司叫CAMG（澳洲環球凱歌國際傳媒集團），總部在墨爾本，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有合作關係。作為剛剛加入該集團一個月的正式記者，Andrea Yu自己也向美國ABC電視臺駐華特派員麥當‧尼爾坦承，她的問題由中國同事先寫好，在事前業已得到了批准，亦與主持人達成了默契，而她自己是無權提出自己的問題的。
儘管Andrea Yu也承認自己所為並非是一個真正記者的行為，並表示自己並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任務，但她無法辯白的就是，她在事實上已然成為了中共的幫閑，不僅給了中共官員「一個自我吹捧的機會」，也誤導了人們，「特別是那些永遠都不會知道她和政府有關係的中國人」。因為「中共的記者不可信，外國記者可信」在相當一部份中國人頭腦中還存留著，這也是中共當局頻頻出口轉內銷、利用外媒報導或記者的原因所在。
作為剛入行的媒體人，Andrea Yu的此次所為很可能給其未來職業生涯抹上一層陰影，至少其職業操守會讓人打上個問號，而如果其繼續選擇這條道路走下去，其最終傷害的很有可能是自己。
事實上，在中共的歷史上，中共是十分重視對西方媒體記者、作家、學者的公關的。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歡迎西方記者前去參觀訪問，被稱為紅色記者的知名西方人有史沫特萊、斯諾、路易‧艾黎和愛潑斯坦。他們為中共所欺騙，並為之塗脂抹粉，並成為中共在國際社會的義務宣傳員。其中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撰寫的美化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西行漫記》一書，不僅為中共在世界上爭取到了不少外援，而且也使得眾多青年知識份子投奔延安。斯諾也從此成為執掌中國的中共的座上賓。然而1970至1971年的中國之行，徹底改變了斯諾的看法，他認為毛有可鄙可厭的一面，因此對當年寫《西行漫記》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後來成為了中國人權活動最堅定的支持者。
而剛剛去世的英籍作家韓素音是少有的幾個西方知名的中共幫閑者。她曾出版了多部關於中國及讚美中共領導人的著作，誤導了不少中國人和西方人，其名譽在西方和有良知的中國人心目中並不佳。
同至死不曾懺悔的韓素音相比，影響美國對華決策的美國研究中國現代史學的泰斗人物費正清先生，與斯諾一樣，在晚年徹底否定了自己早年的研究。對中共懷抱浪漫幻想的費正清，曾經在其所有的研究著作中都偏向支持毛的共產革命，反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他的研究把美國引向了一條歧路。1989年的中共天安門大屠殺終於讓他醒悟，他在最後撰寫的《中國新論》一書表明，他明白了中共在抗戰期間所建立的敵後根據地，實際上是獨裁政權。如果說沒有日本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就沒有共產黨的存在和擴張，因而中國國民黨是能夠把中國帶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
或許先輩們的前車之鑒可以給Andrea Yu一些啟示，讓她及早醒悟，及早抽身，遠離中共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