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十八大會議期間,一名叫Andrea Yu的澳大利亞女記者在多個記者會上,都獲得了點名發表問題的機會,而且其問題完全像出自中共央視或新華社記者之口。通常,外國記者在這樣的場合類似的要求幾乎總是會受到無緣由的忽視。那麼,這名澳大利亞籍記者緣何如此受寵?在其它外媒記者的窮追猛打下,人們才發現女記者所在公司的後臺老闆竟然是中國人,問題也都是其中國同事寫好並安排她提問的。 據悉,Andrea Yu服務的傳媒公司叫CAMG(澳洲環球凱歌國際傳媒集團),總部在墨爾本,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有合作關係。作爲剛剛加入該集團一個月的正式記者,Andrea Yu自己也向美國ABC電視臺駐華特派員麥當‧尼爾坦承,她的問題由中國同事先寫好,在事前業已得到了批准,亦與主持人達成了默契,而她自己是無權提出自己的問題的。 儘管Andrea Yu也承認自己所爲並非是一個真正記者的行爲,並表示自己並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任務,但她無法辯白的就是,她在事實上已然成爲了中共的幫閒,不僅給了中共官員「一個自我吹捧的機會」,也誤導了人們,「特別是那些永遠都不會知道她和政府有關係的中國人」。因爲「中共的記者不可信,外國記者可信」在相當一部份中國人頭腦中還存留着,這也是中共當局頻頻出口轉內銷、利用外媒報導或記者的原因所在。 作爲剛入行的媒體人,Andrea Yu的此次所爲很可能給其未來職業生涯抹上一層陰影,至少其職業操守會讓人打上個問號,而如果其繼續選擇這條道路走下去,其最終傷害的很有可能是自己。 事實上,在中共的歷史上,中共是十分重視對西方媒體記者、作家、學者的公關的。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歡迎西方記者前去參觀訪問,被稱爲紅色記者的知名西方人有史沫特萊、斯諾、路易‧艾黎和愛潑斯坦。他們爲中共所欺騙,併爲之塗脂抹粉,併成爲中共在國際社會的義務宣傳員。其中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撰寫的美化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西行漫記》一書,不僅爲中共在世界上爭取到了不少外援,而且也使得衆多青年知識份子投奔延安。斯諾也從此成爲執掌中國的中共的座上賓。然而1970至1971年的中國之行,徹底改變了斯諾的看法,他認爲毛有可鄙可厭的一面,因此對當年寫《西行漫記》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後來成爲了中國人權活動最堅定的支持者。 而剛剛去世的英籍作家韓素音是少有的幾個西方知名的中共幫閒者。她曾出版了多部關於中國及讚美中共領導人的著作,誤導了不少中國人和西方人,其名譽在西方和有良知的中國人心目中並不佳。 同至死不曾懺悔的韓素音相比,影響美國對華決策的美國研究中國現代史學的泰斗人物費正清先生,與斯諾一樣,在晚年徹底否定了自己早年的研究。對中共懷抱浪漫幻想的費正清,曾經在其所有的研究著作中都偏向支持毛的共產革命,反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他的研究把美國引向了一條歧路。1989年的中共天安門大屠殺終於讓他醒悟,他在最後撰寫的《中國新論》一書表明,他明白了中共在抗戰期間所建立的敵後根據地,實際上是獨裁政權。如果說沒有日本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就沒有共產黨的存在和擴張,因而中國國民黨是能夠把中國帶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 或許先輩們的前車之鑑可以給Andrea Yu一些啓示,讓她及早醒悟,及早抽身,遠離中共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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