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吳晗與妻子袁震文革被迫害致死。

時任北京市長彭真文革被揪鬥。

【人民報消息】毛澤東公佈《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時，這場十年浩劫就已經註定了。其實不只是十年，其影響一直流傳到今日還沒有消失，因爲這個體制還在，所以流毒還在。 毛的大字報一開頭就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寫得何等的好啊！」高度評價他支持的聶元梓那第一張造反的大字報。同時毛澤東的大字報，也尖銳批評了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劉少奇等人派工作組到各高校去，在五十多天裏，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的『錯誤路線』」。毛澤東的大字報點了劉少奇的名，註定了他的死必定慘烈至極。 吳晗是文革第一個自殺的高級幹部，他一家四口在70年代已經少了三條人命。在他之後有很多各種各樣的人都熬不過毒打和侮辱而自殺。 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和習仲勳一樣，都是因爲「書」而被康生陷害，吳晗寫的《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被說成是暗罵毛澤東，最後在監獄裏自殺，而給小說《劉志丹》寫「序」的副總理習仲勳被康生說成是「利用小說反黨」，立即一擼到底。 ● 習仲勳被康生誣告 1952年9月，毛澤東認爲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勳等地方軍政第一要員在當地勢力太大，於是一個不剩都調進北京，擱在身邊，史稱「五馬進京」。習仲勳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1953年9月後，習仲勳先後擔任中央政府政務院祕書長、國務院祕書長。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爲中共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祕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 1962年，習近平9歲的時候，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着小說《劉志丹》開始在《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上連載。先前，李建彤邀請習仲勳審閱小說稿。習仲勳認爲，小說中並沒有把劉志丹的真實寫出來，提出要把小說寫成三個縮影，「時代的縮影」、「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但習仲勳忽略了一個避嫌的問題，因爲小說以虛構人物來取代真實人物，其中一個政治部主任就是以習仲勳爲原形。習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避嫌，導致日後習被扣上篡黨篡國罪名。小說發表之後，康生宣稱《劉志丹》是反黨小說。同時，康生下令工人出版社印六百本第五稿，三百本第二稿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審查，以便把習仲勳、賈拓夫及劉景範打成反黨集團。從此，全家開始了長達16年的厄運。 1962年8月，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康生在會議上，指《劉志丹》是用作爲高崗翻案。同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黨主席毛澤東主持會議，毛在會議上，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康生在會議上，給毛澤東遞了一條條子，條子上寫的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唸了這張紙條後，毛澤東又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後來，在康生策劃下，十中全會決定成立專案委員會，由康生出任主任，對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進行審查。1963年，經過專案委員會審查後，《劉志丹》被定性爲「爲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習仲勳、賈拓夫及劉景範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其後，習仲勳在中央直屬高級黨校「學習」，接受審查。1965年12月，習仲勳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任副廠長。文化大革命中，習仲勳受到殘酷迫害，被批鬥。1968年，習仲勳被接回北京衛戍區「監護」。1975年5月，習仲勳解除「監護」，仍回洛陽。1978年2月，習仲勳被「解放」返回北京。 2012年11月8日，中共召開十八大，習近平成爲胡錦濤的接班人，接班三年半的作爲證明習近平利用這個位置爲民族的未來留下光彩的一筆，也爲自己留下一條生路。 從習近平的家庭背景、個人經歷來看，共產黨留給他家的記憶只有痛苦。而甜蜜的回憶正如他的大姐齊橋橋所說，在記憶中，兒時最快樂的日子就是跟父母在一起，聽他們講故事，玩遊戲。而這與黨絲毫搭不上槓；而與黨與紅太陽搭上槓的，是齊橋橋所說的，強迫下農村「接受再教育」時「苦的連死都不怕了」。 如果說是爲了一本別人寫的小說，而把習仲勳等人定爲「反黨集團」，撤銷他的副總理兼國務院祕書長職務，關押起來，差點沒槍斃，這實在讓人匪夷所思。實際上小說《劉志丹》不是小說，而是重現歷史，也就是把毛當年的齷齪給揭了出來，毛受不了。 受迫害七、八年以後，妻子齊心向周恩來寫信請求讓全家見見習仲勳，當齊心帶着四個兒女與丈夫見面時，習仲勳連已經長成大小夥子的兩個親生兒子都不認識了，而兩個女兒，哪個是姐姐，哪個是妹妹也分不清了。習仲勳身上的衣服更是破洞連着破洞。習近平以及習家人都不會忘記這一幕。 ● 吳晗與妻子袁震之愛與死 《晚報精華》2012年11期裏有一篇署名文章《愛到深處是不捨》記錄的是吳晗與妻子袁震的愛情故事。 文章說，吳晗第一次見到袁震，竟是在病榻上。當時，27歲的袁震雖是一位病人，但她優雅的氣質、從容的談吐，給吳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爲此，吳晗和他清華的同學們還特意一起給袁震起了一個「睡美人」的雅號。 原來 袁震在一次回家看望患肺結核的父親時不幸被傳染，也患上了肺結核，讀到大學四年級的時候，被迫停學。因家中無人照顧，學校就允許袁震住在學校宿舍裏，生活起居由她最要好的室友蔣恩鈿照料。 23歲就考入清華大學史學系的袁震，此時早已是清華屈指可數的才女。 她對文學、史學都有其頗深的造詣。即使是臥病在床的時候，也經常向吳晗任編委的校刊投稿。所以，儘管她已停學，但「漂亮才女」的名聲依舊在外。吳晗很欣賞袁震寫的文章，也十分想結識這位多少有點傳奇色彩的同系女同學。於是，便在蔣恩鈿的幫助下，找到了袁震的宿舍。從此，吳晗隔三差五就來看一看病中的袁震。吳晗研究明史，袁震研究宋史，兩人經常在一起切磋學問。在與袁震相處的過程中，吳晗對她的出衆才華欽佩不已，卻也因她生病而感到憐惜。他暗暗把袁震當成了紅顏知己。 1934年夏天，25歲的吳晗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留在清華任教。 此年下半年，袁震的室友蔣恩鈿畢業要去綏遠教書。她覺得應該找一個人來照顧袁震，於是，她就找到了留校任教的吳晗。 吳晗不假思索就答應了下來。從此，吳晗一有時間就會到袁震的宿舍來，漸漸地，兩人日久生情。 不料，這時袁震竟又得了骨結核，被一副石膏殼固定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對這個失學失業、病魔纏身而又一貧如洗的袁震，吳晗並沒有避之不及，他仍然一往情深地來看望她，而且更加頻繁。 袁震在史學領域，往往能提出獨到見解，這一切都令吳晗佩服之至。有一次，他倆討論一個學術問題。吳晗引證了他非常敬重的適之先生的觀點，結果被袁震駁倒，吳晗心悅誠服。袁震知道吳晗崇拜胡適，就笑說他：「你怎麼老是在胡適面前矮三尺呢？」吳晗聽了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哈哈大笑起來，他說：「那麼，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 吳晗與袁震戀愛的消息，也開始在清華園裏傳播開來。同學之間對他倆議論紛紛，都說吳晗有些傻氣，找了這麼一位病怏怏的「睡美人」。但是，善良的吳晗並沒有把這些閒言碎語放在心上。 可吳晗的母親在家鄉聽說兒子在北平交了個患肺病，且癱瘓在床的女友時，老人家急壞了，千里迢迢從浙江義烏趕到北平，非要見見袁震。吳晗只得編謊言，聲稱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剛剛動身到外地療養去了。母親一聽，以爲那女孩的健康狀況應該不像傳聞說的那麼嚴重，就在城裏玩了幾天後，帶着滿腹疑慮回鄉下去了。 隨後，吳晗的弟弟又找到吳晗的好友羅爾綱，請他出面勸告。那時吳晗正生病住院，羅爾綱見他愛理不理的樣子，便責備他徒有孝子的虛名，卻不顧母親的傷心。聽了這話，吳晗流下了淚水，他睜開眼低聲說：「我和你的情況兩樣，追你的那個女子沒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從母命，我不能從母命。」 羅爾綱原本以爲吳晗抗拒母命，只是由於他愛袁震才高貌美；而這時他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竟是袁震有重病，需要有人照看。吳晗的爲人，在那一瞬間讓羅爾綱深深折服。 正在吳晗和袁震熱戀之時，抗日戰爭爆發了，北京各大院校都開始外遷。1937年9月，不到三十歲的吳晗，應雲南大學之聘要到昆明去。他很想帶着袁震同去，可病弱的袁震還被固定在北京的病床上，不能下地行走。吳晗心裏很不是滋味，臨行前，他深沉地說： 「 我這一去雖關山萬里，但絕不會忘懷你，也絕不會別情他移！你要充滿信心，戰勝病魔。一旦你能下地行走，我就來接你到昆明去。 」 吳晗去昆明後，月月給袁震寄錢，兩地書信不絕，彼此安慰鼓勵。袁震在積極治療和吳晗熾熱的愛情鼓舞下，對生活充滿了信心，病情開始好轉。1939年夏天，也就是吳晗與袁震相識後的第五年，袁震終於可以從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吳晗兌現承諾，終於把袁震接到了昆明。 那時，吳晗的母親和弟妹，爲躲避日寇，也從家鄉來到昆明，與吳晗住在一起。當他們見到端莊大方、彬彬有禮的未婚兒媳，卻面色蒼白、風吹就倒的樣子，不免大吃一驚：這樣的姑娘，怎能同兒子結婚呢? 在其它事情上，吳晗對母親的話都是言聽計從，唯獨這件事，他非常固執。他仍舊耐心護理着袁震，每天扶她到室外去曬太陽。那時昆明常有空襲警報，經常需要臥床的袁震不便躲防空洞，吳晗就把家搬到了城郊東北的黑龍潭落索坡。 母親見自己的規勸不起作用，就找最關心吳晗婚事的大妹去勸，要她警告哥哥，說：「若娶了她，要斷子絕孫哪!」 當妹妹把母親的話一五一十地轉達給吳晗後，吳晗正兒八經地對妹妹說：「 我並不是因爲袁震生病，同情她，才跟她好的。我和她是清華的老同學，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這個是生死不渝的。她在這最危險的時候、最困難的時候，我不能夠拋棄她，那樣她受不了。兩個人要好，不僅在順利時要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難中要好。不管袁震願不願結婚，我都要照顧她。否則，那就是不義的人。難道你願意自己的哥哥做不義的人嗎? 」 吳晗的一番話把妹妹感動了，於是就反過來幫他做母親的工作。 母親終於無話可說。 就這樣， 在吳晗一家人的精心護理下，袁震的病情得到控制，她的臉色也慢慢紅潤起來。吳晗和袁震終於能像普通戀人那樣，在夕陽的餘暉裏，漫步於小徑之上了。 1939年10月的一天上午，吳晗對母親謊稱陪袁震進城看病，他倆來到昆明城裏一家旅館，約了幾位好友，在一間簡樸的小屋裏舉行了一個極爲簡單的婚禮儀式。這一年，吳晗30歲，袁震32歲。一對患難情侶，苦戀五年，終成佳偶。 與袁震結婚，無疑意味着要照料她一輩子，吳晗對此早有思想準備。多災多難的袁震婚後沒多久，又患上了子宮肌瘤，出血不止。大量的出血又引起了嚴重的貧血，不得不每十來天就要輸一次血。吳晗得知自己的血型與妻子的血型相匹配後，便瞞着學生和好友將自己的血輸給了妻子。由於輸血太多，吳晗一度患上了腦貧血，幾次在講課時暈倒。袁震知道後，十分痛心地說：「你不要再爲我輸血了，我反正是這個樣子啦，多活一年與少活一年也沒多大差別的，可你肩上的擔子重啊，你的身體千萬不能垮呀!」吳晗聽後卻輕鬆一笑，安慰妻子說：「我的生命中不能沒有你。爲了使你早日康復，我就是少活十年八年又有什麼關係呢！」 爲了支付袁震的醫藥費，吳晗把自己的生活費用降到了最低限度，身上穿的是大學時代的破舊衣衫，腳下是露出了後跟的布鞋，每次去上課來回都要走20公里的路。爲了給袁震增加營養，吳晗買不起肉時就買些牛骨頭來煲湯給袁震喝，他自己每次給袁震輸血後，也不過喝碗牛骨頭湯補補身子。後來到了實在沒有錢的時候，他便忍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書賣給清華大學圖書館，以解燃眉之急。對此，植物學家蔡希陶曾書贈他一副對聯：「書門天祿閣，人在首陽山」 以表達自己對吳晗的欽佩。 1949年11月，吳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長。 可不管公務多忙，吳晗對袁震的感情和照顧一如既往。袁震也盡力在學術上幫助丈夫。在此前後十幾年間，吳晗先後出版《歷史的鏡子》、《史事與人物》、《燈下集》、《春天集》等多部著作。吳晗不止一次地對人說：「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袁震的心血!」 ● 吳晗夫婦與兩個勝過親生的抱養子女

(左圖)吳晗與妻子袁震、女兒吳小彥。右圖女兒小彥與兒子吳彰。

由於袁震的身體原因，一直沒生小孩，吳晗夫婦就從孤兒院抱回了一兒一女。這給了吳晗夫婦心理上莫大的安慰。然而，正當吳晗和袁震沉浸在家庭天倫之樂的幸福之中時，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向他們襲來。 文化革命一開始，小彥一家就從北長街一所寬大的住宅裏搬到了丁家坑2號樓4單元4樓401號，這是一個兩間一套的單元。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不久，一天夜裏，袁震叫醒了女兒，流着眼淚告訴她，她和弟弟不是爸爸媽媽親生的，都是從孤兒院裏抱來的。本來，希望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可沒想到現在卻害了他們。媽媽讓小彥天亮以後帶着雙雙(吳彰的暱稱)到派出所去改戶口，說明他們不是吳晗的親生女兒。還不滿十二歲的小彥帶着弟弟去了，派出所的人看看戶口本，只說了一句：「你們湊合著過吧。」就把他們打發出來。 1966年5月，一天下午，七歲的小吳彰低着頭離開景山學校，他覺得周圍一切都變了，幾個月來常聽小朋友說他是「大壞蛋」的兒子，他感到抬不起頭來。這天，老師佈置寫批判吳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寫。 他的姐姐吳小彥那時在北長街小學上五年級，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麼慈祥可親，令人尊敬，他絕不會是壞蛋。這些天她從學校回來，一看到爸爸媽媽就止不住哭，吳晗把她摟過來說：「彥，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對不起你，等你長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倆從學校領回的批判稿，還得由吳晗夫婦痛苦地代爲起草，再由他倆含着淚水抄好上交。 小彥非常愛她的爸爸，爸爸也非常疼愛她。小時候，每次爸爸回家晚了，總要把已經睡着的小彥弄醒，親親她，看着她笑。 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吳晗被捕入獄前，近兩年的時間裏，吳晗幾乎天天被揪鬥。多數情況是拉到大大小小的會場上去鬥，有時就在家中的院子裏鬥。有一次，一夥人讓吳晗跪在地上，圍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腳地打他，小彥當時正爬在海棠樹上，見此情景，趕忙跳下飛奔過去，朝着正踢吳晗的一個人踢了一腳，大聲叫：「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吳晗爲女兒出了一身冷汗。 還有一天深夜，砸門聲把吳晗一家驚醒，一夥凶神般的人撬掉了撞鎖，砸開大門，抓住吳晗就打。小彥聽到聲音，忙從被窩裏跳起，掙脫媽媽按住她的手，光着腳丫往屋外跑，她一頭撲到吳晗身上，用自己身體衛護着爸爸，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小彥不顧生死保護爸爸的勇氣，把那些人震住了。這次吳晗被帶去鬥了幾天，沒有捱打。放回來後，吳晗一進門就說：「虧了我女兒啊！」「彥，爸這回沒捱打，爸沒有白疼你！」 江青曾經說：「一個叫吳晗的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 「鬥爭」目標已經定好了，是劉少奇。吳晗只不過是一系列突破口中的第一個突破口而已。至於《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非常簡單，是因爲被選中了當「突破口」。 轉眼的工夫，吳晗和他家人的生殺大權已操於人手了。他們面對的是衆目睽睽的鄙視，到處是如雷貫耳的聲討。整個院子裏貼滿了「絞死」、「砸爛」的大標語。吳晗三天兩頭被拉出去批鬥，原來演講的會堂成爲批鬥他的地方，那些洗耳恭聽的學子變成了拳打腳踢的「武夫」。 吳晗的家被清洗過好多次。他從青年時期節衣縮食積攢收藏了一生的珍本古書全部被抄走了；記錄着吳晗、袁震夫婦一輩子點點滴滴血汗的勞動的卡片也抄走了；他們辛勤勞動的成果──全部手稿，其中有發表過的，也有未發表的，也一頁不剩地抄走了；珍藏的文物字畫抄走了；毛澤東、周恩來、郭沫若等人和吳晗書信往來的手跡也抄走了；外國友人送給吳晗的禮品被當做「四舊」砸爛了；電視機也不能倖免；就連女兒三歲起畫的圖畫，也在那些人「這是什麼玩意」的斥罵聲裏付之一炬。 甚至在日記裏，小彥也不敢提到爸爸。她畫過一張畫，畫的題目叫《爸爸再見》，是辮子上扎着蝴蝶結的一個小姑娘站在窗口，向窗外站在路上準備去上班的爸爸揮手。小彥說，有人批判她，說她與反動爸爸劃不清界線，因此只好把題目改成《告別》。 1968年3月吳晗被捕入獄，入獄後第二個月，妻子袁震因劃不清界線而被送進了「勞改隊」。「勞改隊」集中住在舊浴池裏，袁震本是個長期病號，熱天還要穿棉袍。在勞改隊裏她熬過了一個潮溼的酷暑和一個陰冷的嚴冬，雙腿癱瘓了。當時沒有大夫爲她治病，十四歲的小彥只得每天從城南一隅騎自行車往返三十多里去給患病的媽媽扎針，還要幹分配給媽媽的勞動活。媽媽把小彥當作大人，對她說了許多對別人不能說的話。每次小彥離開媽媽的時候，袁震總是從窗戶裏目送着她，一直到看不見爲止。後來，「勞改隊」的管理人員見袁震病得實在不成樣子了，才允許她回家看病。 1969年3月17日小彥和吳彰高興地把媽媽接回家。住在同一座樓的萬里，聽說袁震回家了，特地讓家人送來一鍋紅豆粥，誰知這竟是袁震最後的一頓晚餐。次日袁震病情加重，送進醫院，醫生一聽是吳晗的妻子，沒人敢救，當天就與世長辭，死時兩眼半睜着，臉上閃着幾大滴淚珠…… 袁震的慘死，對吳晗打擊非常大，半年過後，飽受折磨的吳晗在秦城監獄裏自殺被發現，送進醫院也沒有進行搶救。吳晗提出想看看孩子們，結果連這個願望都沒有實現。 第二天，1969年10月11日早上，忽然有人來敲吳家的門。來人說是接兩個孩子去看他們的爸爸。孩子們的心中頓時升起了希望，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小彥以爲是爸爸被「解放」了，一路上不停地問接他們的人，「是不是我爸爸被解放了？」但沒有回答。 當姐弟倆懷着興奮而又有些惶惑的心情，被領進一座醫院的監護病房。一個專案組的人員對小彥說：「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猶如晴天霹靂，吳小彥和吳彰先是驚呆，接着大哭起來。小彥哭着問：難道爸爸不想見見我們嗎？「他臨死前提出過想要見你們，可我們不知你們的住址。」 他們再三要求看一看死去的爸爸。專案組人員卻喝斥道：「你們的爸爸是個很壞很壞的人，如果你們不和他劃清界限，沒有你們的好處！……這件事不許你們聲張出去，不許告訴任何人，否則後果將由你們負責！」就這樣，兩個孩子被恫嚇出來，沒有看到爸爸的遺體。他們一路哭着回到家。只能偷偷在內衣袖上戴上黑紗，以悼念自己親愛的爸爸。當時，小彥十五歲，吳彰十一歲。吳晗的骨灰至今不知下落。 1972年，父母雙亡的小彥還不滿十八歲，在一個鋸條廠當車工。11月初的一天上午，小彥姐弟還有兩個男性朋友一行四人，來到西郊八大處。小彥揹着一個大書包，方方正正，裏面是她媽媽的骨灰。兩個朋友書包裏裝着小鐵鍬，小彥請他們幫助把媽媽的骨灰埋掉。 走到半山腰，小彥看到一塊大石頭上刻着一個斗大的「佛」字，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了，一定要把骨灰埋在這石頭跟前。埋好之後，小彥請朋友們先下山，然後和弟弟一起哭泣着向媽媽訴說思念之情。 1973年1月初，小彥吃了安眠藥，給朋友們留下遺書，說請把她和媽媽袁震的骨灰埋在一起。但由於吃的安眠藥劑量不夠，此次自殺未遂。 1973年6月，由於過度思念爸爸、媽媽，小彥患了精神分裂症，總說父母沒有死。自從她把媽媽的骨灰埋到北京西山八大處之後，每逢清明節都要去給媽媽掃墓，她把一封封寫給爸爸媽媽但再也無法投遞的信，在刻着「佛」字的石頭前燒掉。 1975年秋，因爲和好友議論過「四人幫」，小彥突然被抓進了公安局進行囚禁和折磨，使她的神經更加錯亂。她犯病哭鬧，看守就打她。她的門牙被打掉了，頭破了，頭髮撕亂了。她被送進精神病醫院。監禁她的人甚至跑到醫院去審訊她。在醫院一再要求下，吳小彥被暫時放回家養病。 在絕望中，1976年9月23日她又一次選擇了死，下午3點左右小彥下樓在附近商店買了一瓶敵敵畏，下午6點左右，吳彰下班回家，發現姐姐倒在臥室的地上。急救車來了之後，醫生說瞳孔已經放大、心跳已經沒了。這次自殺她沒有留下一個字。 除了弟弟吳彰外，據唯一親眼看到現場的一個女孩子回憶：小彥死去後，「一張毫無表情的臉，每塊肌肉都恢復了原狀。膚色慘白，白的透明，嘴脣青紫，紫的發黑。她的眼睛，那雙平時比孩子還要天真的眼睛，此時微微張着，毫無生氣地盯着天花板，這絕不是對人生的留戀，卻彷彿在等待着什麼。在整個臉上看不出絲毫的痛苦、憂愁和怨恨……她的嘴脣微微張開，似乎有什麼沒說完的話……」。這一年她22歲，正是女孩子的花季年齡。 ● 反思的邏輯 有人現在提到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發言很無情，有人提到劉少奇派四清工作組下去時整人挺狠。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應該記得，沒有幾個人不去打倒別人的，昨天還是紅衛兵，去抄別人的家，去抽打別人的父母，今天就是狗崽子，父母被別人抽打。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清華大學二年級的江南小男生，長的非常清秀，後來有人告訴我說，他親手打死了自己的父母。因爲他的父母親在國民黨當政的年代，一腔熱血來到延安，兩個小年輕兒在延安相識並熱戀，他們不想繼續待在那裏整天鬥爭，於是就偷偷跑到上海，後來經商成功，成了資本家。文革開始了，紅衛兵砸開他們家的門，說要處死逃跑的革命叛徒，最殘忍的是讓他拿帶銅釦的皮帶親自處死父母，如果他不幹，就把他一起抽死。他服從了。 還有一個北京的中學看門老人，只因爲成份是富農，被學校的紅衛兵拿開水從頭往下澆，他實在忍受不住，趁紅衛兵中午去吃飯，趕快爬到一個凳子上準備上吊自殺，結果繩子不結實，又摔了下來，那些紅衛兵回來看見了，又繼續拿開水燙他，直到活活燙死。 還有一個高中一年級女生，說她的學校紅衛兵把人打的快死時，她們(包括她在內)就拿鹽撒在那個奄奄一息的人的身體上，直到人死去。她對我說的時候，邊說邊笑，不以爲然。 幾十年過去了，想起來都感到不可思議，不知道這種連畜生都不如的殘忍是從哪裏生出來的。看過《九評共產黨》系列報道才徹底明白，一切殘忍、暴虐都來自共產黨的本性。在這個不是人生活的環境中，連空氣都是血腥的，人變得兇殘就不足爲奇。 2016年5月16日，是文革「五·一六通知」50週年的日子。習近平不會忘記自己和全家在文革中的苦難經歷，人們也不會忘記歷史學家吳晗一家4口非正常逝去3人。全國因文革非正常死去多少人，這個數字中共不敢披露，也不會統計，當然也就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 文革是吃人的，今天誰再炫耀和煽動第二次文革，誰就是魔鬼，誰就必須被除之。(文/姜青)△ （人民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