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紀念胡耀邦是因爲他有人性在。

胡耀邦猝死在天安門廣場引發的悼念規模讓中共驚恐。

【人民報消息】中共前黨總書記胡耀邦是1989年4月15日去世的，北京民衆隨後在天安門廣場對他的自發悼念至今留在我的腦海裏，如海的花圈、自發悼念的人羣讓中共驚恐。 後來，他的女兒李恆醫生（小名滿妹）寫了書《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用來紀念父親。其中就包括胡耀邦去世前的一段日子，父女之間的依戀難捨的痛苦心情。爲什麼會這樣？滿妹也不知道，那時她一提到父親就要哭泣不止。 在黨文化的教育下，滿妹並不相信神佛，她在寫的這段回憶中有所描寫，嚇壞了美國的修女。事後滿妹才發現，在毫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情況下，父女之間出現了超自然的心靈感應。這樸素的描述告訴我們，預感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真實的存在，尤其在親人之間更多反映出來。 下面是李恆（滿妹）的回憶：父女連心，憶父親離世前的日子 我在中華醫學會工作，接受了組織派我赴美進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剛過完1989年元旦沒幾天，父親的警衛祕書就打電話給我，談到父親多次問起滿妹現在忙些什麼，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國了。 我知道父親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頭已經辦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單位請了幾天年假趕往長沙，想在臨行前再陪父親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對父親說：「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國前醫學會要召開全國第二十次會員代表大會，我負責大會文件和會務組織；另外，也還有些工作要交代。」 沒想到父親居然一反常態，執意不讓我走，竟說：「開會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個嘛！」轉而問我，「你去過廣西沒有？」 我怔怔的回答：「80年代初去過一次。」 父親笑了：「噢，那還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現在廣西變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實，我又何嘗不想多陪陪他呢！於是我和父親商量，到南寧的當天下午我就走。 父親一楞，詫異的問：「這麼急？」他停了一下，又說，「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車上幸福的和父母晃盪了一天，到南寧已經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頓好都住下後，就到了向他們告別的時間。 至今我仍清晰地記得，那天父親穿着深駝色的中山裝，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夾大衣。他和母親一起出來送我，走在母親和一羣工作人員的前面。我們倆並排走着，他右手指間夾着香菸，無語的一直把我送到賓館外院的汽車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兒裏卻漾出我從未見過的傷感。就在這一剎那，我似乎感應到了某種無法詮釋的人體信息，體內隨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動。在這股無形的力量推動下，我不由自主的轉過身摟住了父親的脖子，當着那麼多認識和不認識的工作人員的面就哭了起來，淚水像溪水般不停的流出。 父親靜靜的摟着我，一隻手輕輕的拍着我的背，任時間分分秒秒的流逝，一句話也沒說。 過了好一會兒我才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爲什麼突然冒出了一句話：「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來啊！……」 父親慈愛的說：「當然嘛，當然嘛！」 他看着我淚流滿面的上了車，直到汽車開出很遠，還在向我揮動着手臂。 突然間，我發現父親蒼老了許多，慈祥的臉上似乎有一絲抹不去的惆悵，單薄的身軀顯得那樣淒涼，流逝的歲月無情的蠶食了父親那生動的表情和不倦的身影。隨着汽車漸漸遠去，我極力在視野裏尋找着他，可離別竟是那樣迅速。我暗下決心，一定要想辦法儘快買一臺攝像機，記錄下日常生活中真實、熱情和充滿活力的父親。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個小小的心願，竟沒有在父親在世時實現。 回到北京，我仍無法擺脫那種被稱作心靈感應的陰影，它使即將在我面前展現的未知的西方世界變得興味索然。出國前幾天，我絮絮叨叨的挨個兒找工作人員以及有關的醫護人員談話，向他們介紹父親的生活習慣、性格脾氣和身體狀況，拜託他們替我好好照料父親。我甚至還特意叮囑母親和兄嫂們，要他們注意留心父親的身體和起居，千萬千萬別大意…… 至今我們還無法解釋第六感，也無法破譯這種人體信息，它實在太神祕，神祕得連它的存在都變得可疑。但我確確實實的感知到了。 我黯然神傷的飛向了大洋彼岸，卻把一顆心沉甸甸的墜在了中國。 ● 跨越太平洋的焦慮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達美國西北部的海濱城市西雅圖，如約到健康和醫療服務中心（Heath & Hospital Services，後改名爲Peace Health）進修。 根據中華醫學會與這家中心的交流協議，醫學會每年派出一名從事管理的女性，到那裏進行爲期一年的培訓，學習醫院和醫療管理。我是學會派出的第二名進修人員，住在擁有這家醫療服務中心的教會的集體宿舍裏，和一羣大多是退休的修女們生活在一起。 這所美國天主教會的慈善機構宿舍，坐落在風光旖旎的西雅圖湖畔。那在微風中盪漾的藍寶石色湖水，碧草間綴滿五彩繽紛花朵的林間小路，躡步輕行的現代修女，餘暉晚照的湖邊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濾盡塵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靜謐。 然而，它這有如世紀般漫長的寧靜，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當地時間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緒煩亂，坐在宿舍裏讀不下書，跑到起居室看不進電視和報紙；走進地下室的琴房，將一首首鋼琴曲彈得雜亂無章；轉到湖邊散步，又感覺渾身倦怠……整晚都坐臥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終日。 當我漫無目的地走進餐廳坐下喝茶時，一位嬤嬤像雲朵似的輕飄過來。她好像發現了我的失態，用聖母般溫柔的細聲問道：「親愛的，最近家裏來信了嗎？」 這再平常不過的問候和輕柔的話語，不知道是怎麼搞的，竟像一道開啓了的閘門，使我一下子淚如雨下，止不住的哭了起來。 坐在其它桌旁喝茶的修女們見狀，紛紛走過來勸我。可我還是控制不住自己，淚雨漣漣的居然哭了一個多小時，才神情恍惚的回到自己住的房間。進屋還沒坐下，電話就響了。 我愛人操着儘可能平靜的語調從太平洋彼岸告訴我：「爸爸病了，現住在北京醫院。」 我馬上截住他的話，急切的問：「是心臟病嗎？是不是需要我馬上回去？」 他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說：「現在平穩多了，媽媽說，要你相信組織上會安排好父親的醫療，好好學習，不要急着回來。」 或許是怕我再追問下去，他匆匆掛斷了電話。我手裏拿着盲音鳴叫的聽筒，站着發呆，直到隔壁一位嬤嬤的掛鐘敲了11響，我才從木然中清醒過來，放下電話，急匆匆提筆給家裏寫信。 記得我在北京醫學院醫療繫上大學時，內科畢業考試的最後一道題是「心肌梗塞的臨床表現和搶救治療」。那是最大的一道題，留了一頁卷面的近1/4供學生回答。我答的極爲詳細，不僅把老師留在卷面的空白寫滿，還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頁。後來判卷老師告訴我們班同學，這道題我考的最好。 情急的思緒，竟像潮水般把數年前那次考試的答案翻湧上來。我趴在臺燈下一口氣寫了四五張紙，直到夜深人靜。我提醒家裏人要嚴格遵守醫囑，謝絕任何探視，並根據學過的知識以及對父親的了解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注意事項，以保證配合治療，早日痊癒。 那晚我幾乎一夜沒睡，不斷猜測着在父親身上可能發生的疾病及相應的治療措施；也特別想回家，好守護在父親身邊，盡一盡女兒的孝心。可是我剛到美國五個星期，兜裏總共只有在國內兌換的幾十美元和才領到的第一個月的生活費，根本買不起機票；同時，也怕因私事回國耽誤了公務而無法向組織和母親交代。我只得勉強按住回家的念頭，在心裏默默的爲父親早日康復祈禱。 第二天一早家信發出後，我的情緒竟突然如這幽靜的修道院般平靜下來，直至14日黃昏。 那是西雅圖一個景色秀麗的日暮時分，爲了緩解一天學習的緊張，我像往常一樣，飯後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識的煩躁不安，竟鬼使神差的又出現了。我兩腿痠軟，順勢坐在草地上，淚水泉湧般奪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無聲的淚水像冰雪似的冷卻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凍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黃昏裏，直到夜幕降臨。 好容易平靜下來，剛回到宿舍，我愛人的電話又來了。他急火火的說：「媽媽要你馬上趕回來！」 當時正是晚上9點多鐘，後來我換算了一下西雅圖與北京的時差，那會兒正是父親的心臟猝然停止跳動的時候。 如同千萬只蜂蠅同時振動起它們的翅膀，我的腦子裏頓時嗡聲一片。剛來美國六個星期，母親很清楚我的經濟窘況，這次如果不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以她那慣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維方式是絕不會讓我回國的。可是我依然懷着一線希望，緊張的試探：「爸爸……他……還活着嗎？」 電話另一端閃爍其詞：「你馬上和舊金山領事館聯繫，想一切辦法儘快趕回來。外交部可能已經通知他們幫助你了。」 我顧不上再追問什麼，當即撥通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電話，找總領事。 接電話的人嗓音倦怠，極不耐煩的說：「現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點多鐘了，你知道嗎？都下班了！」 我解釋說：「我是中華醫學會的副祕書長，是受組織的委派赴美學習的。我家裏出事兒了，希望能得到幫助，儘快回國。」 「自己想辦法吧。如果每個回國的人都找我們幫忙，那領事館就別幹事了。」對方冷冷的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問：「總領事什麼時候回來？我能過一會兒再打電話嗎？」 「不行！」 我生怕他掛斷電話，趕緊又補上一句：「是國內讓我與總領事聯繫的，你看我什麼時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週末不辦公嗎？星期一再說吧。」電話還是啪的一聲掛斷了。 似乎是昔日美麗溫柔的太平洋瞬間掀起了無情的巨浪，鋪天蓋地的將我捲入了無底深淵。我第一次感到了時間、空間和距離帶來的恐懼。憤怒和無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淚腺，話筒還攥在手裏就不由自主的失聲痛哭起來。這下子驚動了整個修道院，修女們竊竊私語的傳遞着同一個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圖4月風雪初霽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氣沉沉。已經就寢的嬤嬤們一個個從床上爬起來，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兩相伴的來到我房間安慰我。住在別的樓的嬤嬤們不知怎麼也知道了，不顧樓外寒冷，也過來看我，勸我。看看勸不住，她們又把住在湖邊的醫療服務中心主席莫妮卡□漢斯修女找來。 莫妮卡輕輕扶着我的肩膀，柔聲細氣的對我說：「親愛的，別難過，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說。你需要錢買機票，我可以借給你……你是這麼好的一個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會保佑你們。」 我搖搖頭，無助的問：「上帝在哪兒啊？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也沒有見上帝來幫助過我們！」 她似乎受了一個不小的驚嚇，但緩過神來仍輕聲慢語的安慰我，並詢問身邊的修女們誰有電話簿，說她要查查飛機時刻表，幫我訂最早一趟飛往北京的航班。可是，當時已是晚上11點多鐘，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處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裏來往穿梭的修女們，我爲自己的家事驚動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凍紅了的雙腳和不貼身的寬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這些修女們再爲我忙碌，轉而故作輕鬆的說：「這次我們可以看看到底有沒有上帝了。」 莫妮卡寬厚的對我笑笑，說明天一早會再來看我，她要親自幫我買票，並開車送我去機場。我推說還沒想好，把她送出門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靜下來，猛的從床上跳起，挨個兒給我在美國的朋友們打電話，看誰能借錢幫我買張機票，同時打聽西雅圖最早飛往北京的航班。電話打了一大圈，最後總算有位公派常駐當地的西安來的朋友，答應用他的信用卡幫我買回京的機票。謝天謝地，我總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時，天已經矇矇亮了。 大約迷糊了個把小時，輕輕的敲門聲叫醒了我。開門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點來看我。當她聽說我的機票已經落實，行李也已收拾停當，正等着朋友開車來送我去機場時，驚訝不已的說：「喔，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親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說着，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一位官員打來了電話：「聽說你需要幫忙，我們能爲你做點兒什麼？」他解釋說，「對不起，昨天我們那位同志不了解情況，當時你也沒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靜的心，頓時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還是苦辣。我強捺着性子，對着話筒沒好氣的慢慢答道：「有這個必要嗎？難道我們在國外的中國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幫助？」 他並未生氣，問了我具體搭乘的飛機航班，接着說：「我馬上給香港新華分社打電話，請他們接你轉機。」這顯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電話的人。我還沒來得及向他道謝，送我上機場的朋友就催我啓程了。 那時還沒有從西雅圖直飛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須搭乘經香港或東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慮到萬一飛機晚點，不能按時換乘下一班飛機，又不懂日語，我選擇了經香港轉機的航線。 接下來是長達17個小時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難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無際，像是要把世間萬物吞沒；霧濛濛的天空黑雲翻滾，像是要把整個飛機壓爛。我呆坐在飛機上，耳邊反覆交替着兩個聲音：「父親不會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樣生動、那樣年輕的活着！」「父親肯定不在了，他負擔得太多太重，已經走不動了……」我試圖制止住這惱人的爭吵，但這無休止的聲音緊隨着我，由小到大，擴展，擴展，竟然與茫茫的大海和滾滾的黑雲連成了一片…… 還沒有到香港，飛機就晚點了。我沒能趕上本應即刻飛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飛廣州，再轉乘第二天廣州至北京的頭班飛機。 從廣州白雲機場到小島賓館的路上，我不時分別詢問來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經不在了？」「告訴我，他還活着嗎？」但是不管問到誰，他們竟是衆口一詞的回答：「你彆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 父親還在嗎？ 就在這時，汽車上的收音機傳來一陣哀樂，接着我聽到了父親逝世的訃告。儘管一路上已經有了思想準備，可是聽到訃告時，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員的聲音使我腦子裏頓時一片空白，無聲的淚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農夫和蛇》的畫面，慢慢的，慢慢的，越來越大，越來越清晰的佔據了我的整個腦海和視野……（摘錄完） ● 滿妹聽到哀樂時得到的啓示 《農夫和蛇》是《伊索寓言》中的一個故事：一個寒冷的冬夜，農夫在路邊拾到一條被凍僵的蛇，他很可憐它，就將它拾起，放在自己的懷中取暖。當那條蛇甦醒過來時，竟向着恩人的胸口狠狠一咬，令他中毒身亡。 歷史的真實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就是毒蛇，逼恩人胡耀邦辭職的薄一波也是毒蛇窩裏的一條劇毒蛇。 時任黨總書記胡耀邦把薄一波從監獄裏釋放出來，恢復權力和名譽。1987年1月3日，胡耀邦被通知參加中南海小會議廳的生活會，這個「生活會」開了7天半。會議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開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檢討。 薄一波說：「胡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二千多個縣你都跑遍了。你是黨的歷史上幾位主席、副主席、總書記能跑的最高記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遊山逛景，譁衆取寵。」 從薄一波的話中可以得知，時任黨總書記胡耀邦工作是最努力的，他辛苦跑遍全國二千多個縣，真正得實惠的是中共，因爲老百姓會把功勞擱在中共頭上，那麼也就是說胡耀邦給中共帶來了榮譽和政權的穩固。爲什麼這麼好、這麼得民心的總書記要被決策層開7天多的批鬥會，非要逼他下臺呢？ 胡耀邦的女兒在聽到哀樂時，腦海與眼前出現一幅《農夫和蛇》的畫面，那就是答案。 毒蛇，你對它再仁慈也改變不了它的毒性，它生來就是那路東西，只要它活着就要害人。所以，爲了他人的安全，只有將其處死，決不能手軟。(文/單京京）△ （人民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