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范石生，图右朱德。

【人民报消息】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而且是结拜兄弟，情谊甚深。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朱德身在共产党阵营，而范石生则属于反共阵营。 对比鲜明的是，在朱德的部队陷入危机时，身处反共阵营的范石生却主动出手相救。不仅如此，当范石生的上司要他抓捕接受其改编的朱德时，他却给朱德通风报信，使朱德及时脱离了险境。毫不夸张的说，范石生是朱德的大恩人。但朱德后来却对这位有恩于他的结拜兄弟恩将仇报，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冷酷无情和没有人性。 曾在朱德手下任职的龚楚回忆，南昌暴动失败后，朱德率部在闽、粤、赣、湘4省边界地带流据窜，连遭失利，狼狈不堪。 在信丰县城时，朱德召开残部军官开会，主张继续打游击，但遭到部份下属反对。不得已，他被迫宣布：由官兵自行决定，如有人不愿意打游击，即日可自由离队。会议后，当日自行离队的有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及官兵三百余人。朱德便将部队从新编组，向大庾进发。占领大庾后，休息数日，逃至崇义、上猷两县以西之鹅形、上堡等湘赣边区活动。但那些地区都很贫瘠，田地不多，人民穷困。他们千多人的粮食，只好向山村稍有余粮的人家打主意，但很快便搜刮一尽。 时令将届隆冬，山区特别寒冷，官兵的棉衣被盖更无法解决。正在万分焦急彷徨之际，忽然有了一线生机，就是驻韶关的国军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了一个姓何的参谋（是共产党员）带着范的亲笔函件，到鹅形来见朱德。会见时，何参谋说明来意，并向朱德转达范军长对他们的关怀，拟请率部来归，共同为国家效力。 这个从天上飞来的佳音，使朱德大喜过望，答应马上考虑，殷勤款待来使。当晚即与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举行会议，商讨是否投降问题。朱德即席说明：“范军长是我少年时候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而且是结拜兄弟，情谊甚深。因他是云南的军队，素为南京政府所歧视，我军由南昌回粤，途经上杭时，范军长曾使专人送信给我，相约：若‘贺叶军’能攻占广州，他（指范石生）即在韶关响应，如‘贺叶军’失败，即请我率部来归。这是他过去的诺言，必不欺我。现在我们的处境极端困难，暂时从权归范，保存实力，将来驻扎曲江，更可与党方取得密切连络。再作打算。” 朱德这一主张，即为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所同意，因为在当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路可走。但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实力，朱德向范石生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分散。军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权；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性质，军政治部不得干涉；三、本团械弹被服要从速补给，并须先发经费一个月，以便开拔赴韶。 这三个条件，由朱德写成复信，交由来使何参谋带赴韶关。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也派人到鹅形来找朱德，命他率部到广州参加广州暴动。朱德便决定藉投降范军为名开赴韶关，然后相机行事。 过了十多天，何参谋带着十名武装士兵，押解银洋五千元到鹅形，将范军长覆函与银洋一并交与朱德接收。范军长的覆函：对所提三个条件完全接受，先送银洋五千元作为开拔费用，着即率部到韶北三十里之犁市整训。 朱德接信后即于次日开拔，经大庾、南雄，行军八天，于十二月十九日抵达犁市驻扎。当朱德率部开赴犁市途中，广州暴动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失败，是以没有参加广州暴动。 广州暴动既失败，朱德即正式接受范石生的改编命令，将所部改编为国军十六军一百四十团。朱德化名为王楷任团长（朱别字玉楷，故改此名），王尔卓为参谋长，陈毅为政冶指导员；第一营营长周子昆，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第三营营长何某。林彪当时在第一营第三连充当连长。 全团官兵有一千二百余人。装备有俄式重机枪两挺，手提机枪四挺，驳壳手枪一百二十余枝，步枪五百余枝。由范石生军长授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标志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百四十团”团旗，被服、经费均如数发给，并补充了六万发步枪子弹。 被范石生收编后，朱德残部可以说暂时逃过了一劫，士气亦为之一振。哪知好景不长。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下午七时许，范石生由广州派专人送给朱德一封最紧急的密函，信内只有寥寥数字：“请朱德迅速离开犁市，自谋出路”。原来，那时广州政局已变，反共的李济琛得悉范石生收编朱德部队，乃严令范石生将朱德缴械，范为顾全与朱德的友谊，所以暗通消息与朱德，叫他立即离开犁市。 得知信息后，朱德迅速集合部队，以“野外演习”的名头堂而皇之的离开了犁市。可以说又逃过了一劫。 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部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 七月十五日，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到红四军军部，召集营以上军管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红军主力不应困处在井冈山，必须向外发展，既可分散国军的目标，亦可随地策动群众斗争及解决红军的经济、给养等困难问题，目前的任务应以进取湘南各县，恢复各县革命斗争为最正确之行动方针。 朱德当即发言说：“现在围绕井冈山的附近地区已民穷财尽，就是白军不来，我们也无法维持下去，遑论军费无法筹措，就是军服问题也难以解决，现在必须占领较大的城市，方能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省委指示进取湘南的计划，在目前是可以行的。因为现在湘南各县只有范石生军，分布于耒阳、郴州、宜章各县，范军的情形我很了解，以我们现在两个团的兵力，用急袭的方法，先行占领郴州，将其截为两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将之各个击破，以我的判断，是可以成功的。” 因事前毫无所闻，驻郴州的范石生军对这次进攻毫无准备。红军如从天而降，战斗约两小时，城内国军官兵因知道是朱德部队，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来缴械，城内战事即告结束。北门范军两个团却向城内反攻，战斗甚剧烈，至黄昏时也被红军击溃。是役，红军缴获械弹甚多，俘敌七百余人。 时任红四军廿九团团长党代表的龚楚事后回忆说：「攻占郴州后，我和朱德到十六军军部巡视，甫抵门外，即见范军的副官长陈尸于门外血泊中。我回想到朱德与范石生结义情深，范待朱德甚厚，以前朱德在范部一四○团充任团长时，范曾经奉命将朱德檄械，而范石生竟密函通知他离犁市自谋出路一事，可说是仁至义尽。今天反被朱德袭击溃败，可谓以怨报德。我想至此，顿感蹙然。我打趣的对朱德说：‘范军今次被我们打得大败，你还记得在曲江犁市时的事吗？’他很坚定的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我听了他说的话，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文／袁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