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龚楚（1901~1995），粤北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巿立一中就读。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5年加入中共，回乡从事农运。1927年8月，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与朱德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朱德、毛泽东、龚楚组成红军前敌委员会。
1929年12月，龚楚参加广西百色暴动，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
1934年10月中旬，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部队被迫西撤后，龚楚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他的最后一个职务是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
但是，到了1935年5月2日，龚楚却突然脱离中共，只身走人。这到底是为什么？
根据《龚楚将军回忆录》等资料分析，龚楚“脱共”的原因大致有五：
第一，林野夫妇无辜被杀令他心寒。
林野，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1928年初参加朱德发动的湘南暴动，任中共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
林野出生地主家庭。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其父母被当地中共农会在暴动中杀死。当地的农会干部担心林野报复，要求朱德将林野交给他们处置，被朱德拒绝。
1930年6月，中共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在工作中，林野得罪了军政委谭震林，被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秋，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不得不突围求生。林野任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苏区军区（留守部队）工作。
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与他团聚。夫妻久别重逢，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但是，因林野父母被中共杀害，担心林野“谋反”，当时中共“政治保卫分局”局长谭政林，与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合谋，在林野夫妇吃完晚饭回住处的路上，将其杀害。
事后，两个奉命杀人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了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黄姓特务员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姓特务员杀死。
一年轻恩爱的夫妻，并没有犯什么错，在父母被杀之后，又双双被杀，这件事对龚楚的刺激非常大。
第二，政治保卫局滥打滥杀令他窒息。
1934年6月中旬，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国民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对红军进行了严密整肃。所谓“严密整肃”，就是一个字：杀。
龚楚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当时，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官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人，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
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著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
“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第三，无端被批斗被开除党籍令他压抑。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冶局在瑞金召开了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由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的农民政策：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
周恩来讲：“地主阶级的实质是反革命的。为了镇压苏区内反动阶级的死灰复燃，必须毫不姑息的斩草除根，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所说的：‘对反革命分子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同志的残忍’。”
在会上，龚楚婉转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被周恩来以“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加以压制；这一极左政策被通过并强制执行。
某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规模颇大的思想斗争会。龚楚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是他在广西右江主持苏维埃运动时候没有大开杀戒屠杀土豪劣绅，被认为执行党的政策不力，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龚楚在巨大压力下，被迫违心检讨，之后继续接受的“猛烈斗争火力”。
一个叫黄苏的年轻干部，无中生有，揭发他生活腐化，曾用一千元代价娶一个妻子，令他忍无可忍。
周恩来宣布给予龚楚“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送红军大学学习。
第四，打AB团人人自危令他无安全感。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向党中央写信指出其发现大量AB团分子“充塞领导机关”，故需要为肃清AB团分子“来一番根本改造”；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发动了半个多月的“快速整军”，在4万红军中肃清“AB团”四千多人；12月，反毛泽东的“富田事变”爆发，反AB团运动持续展开。在中央苏区，一批又一批红军被中共杀害。
杀了多少人呢？一种说法是7万人（1），一种说法是10万人（2）。
在打AB团中负责杀人的，主要是政治保卫局。
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在人事安排上有不同意见，1932年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
红军中除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
龚楚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第五，民众遭受的苦难也令他异常痛苦。
龚楚回忆说：“1933年4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50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地告诉我：‘30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著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人，请他查明办理。”
“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结语
龚楚曾经反思说：“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对共产主义理想幻灭，可能是龚楚最终下决心脱离中共最重要的原因。
注释
（1）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红军中约有7万人，因所谓“AB团”被杀。
（2）据中共上将萧克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杀了10万红军。△
（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