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中共治下的中国经济正处在改革开后最糟糕的阶段。官方叙事仍强调“高质量发展”，并拿出“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来继续高唱经济光明论，10月6日，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学者刘孟俊在一场演讲中直接打脸中共当局，他尖锐地指出从十五五到中共二十一大，中国经济走向“苏联特色的日本化”的概率，远高于“中速成长的再平衡轨道”。前者意味著安全优先持续压缩市场功能，形成“高控制、低效率”的长期停滞；后者则需要释放市场机制、强化产权保障与提升居民消费占比。当前种种迹象表明，前者正成为主导路径。
所谓“日本化”，指类似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低增长、通缩与僵尸企业并存的“失去的几十年”。所谓“苏联化”，则指向经济运行机制系统性对齐计划经济，资源过度集中于国家战略与军工科技，效率持续下滑，最终因内外压力而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中国经济当前并非纯粹的其中一种，而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日本式的资产泡沫后遗症与人口老化，又叠加苏联式的安全优先、国家干预强化与创新窒息。其本质，是中共制度本身的结构化、制度化缺陷，正在把经济推向衰落轨道。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认为，中国的基本制度基因源自苏联，改革开放只是为挽救政权的权宜之计，而非真正的制度转型，因此当前的倒退与危机，本质上是极权体制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
安全优先的制度化：从风险认知到全面约束
习近平上任后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中共二十大后被彻底制度化。安全不再只是口头宣传，而成为写入法律、人事与规划，甚至是与经济权重争夺天枰砝码的正式制度。期间，习近平当局不断出台反间谍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国安部公开管经济，高调介入介入金融领域抓特务，十五五规划更把“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列为主要目标。一切社会资源动员高度集中于政治安全领域，而经济创新则被系统性压制。
刘孟俊指出，中国擅长“1到100”的扩散式、规模化创新，电动车、光伏、锂电池即是代表，但这些产业正陷入严重产能过剩。真正的“0到1”颠覆式创新则难产。人才培育强调循规蹈矩，地方政府必须迎合国家战略交出绩效，模仿与大量复制成为安全选项。产权边界模糊化进一步削弱民企长期投入意愿。政府与民企的界限模糊，政府官员能动性被所谓的正确政绩观锁死，创新技术人才更是被限制人身自由，比如中共近期出台的出入境管理新规，不但控制AI企业高管出境，连同他们的家属也一道被连坐限制自由流动，这就从制度认为设置了流动性障碍。
许成钢强调，中国的制度是从苏联全面移植而来的共产极权制，核心是“党领导一切”，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即便经过三四十年改革开放，这一最基本的制度基因没有改变：全面国有土地制、近乎全面的国有银行制、以及对“制高点”产业的控制。改革开放引入了私有企业和市场成分，但这是在保证极权统治前提下的地方分权实验，属于“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过去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竞争与私企发展的意外副产品，而非中共主动设计的结果。一旦私有经济与社会多元化威胁到政权安全，比如所谓“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中共就会毫不犹豫地收回空间、压制民企、强化国有主导。安全优先的制度化，正是这一逻辑的现实体现：一切以保住政权为先为本，经济只是从属与手段。
苏联经济在战后曾有增长，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渐转向高控制、低效率，资源优先保障军工与重工业，民用部门长期落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度“去苏联化”，但在习近平时代，安全压力与意识形态回潮，中共重新强化国家主导，呈现“再苏联化”迹象，甚至政治上直接奔向朝鲜化。日本的“失去的三十年”虽也有僵尸企业与人口老化，但其市场经济基础、产权保护与法治框架仍在，最终能缓慢调整，日本没有国企这个经济毒瘤与公有制的体制癌症，康复只是时间问题。而目前中国人均GDP与居民收入远低于当年日本泡沫破裂时的水平，对房地产泡沫的承受力更低，同时复辟苏联式国家干预，根本不是用时间换空间能解决的了的，而是死的快慢的问题。
结构性失衡：供强需弱、债务与人口的三重困境
日经调查近期预测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GDP预估增长4.4%，连续两个季度低于全年4.5%至5.0%目标下限。内需减速超预期，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0.4%，家电以旧换新效应减弱正在显现。房地产持续低迷，前八个月新建住宅销售面积年减13%，价格未止跌，投资同比大降。政府急忙出台房贷贴息政策，再次强调四层以上楼层必须加装电梯等利好政策，试图讨好市场，但效果甚微。
财政端同样紧缩的可怕。彭博估算，8月广义预算支出同比下降6.7%，降幅扩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前八个月同比降17%。财政赤字虽收窄，但支出收缩又回头反噬，加剧内需疲弱。官方试图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与专项债守住目标，但“供强需弱”的分化格局实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收缩脆断凸显内需疲弱是经济内伤。近期，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全国家庭存款中位数仅8.7万元，超74%家庭存款不足10万，过半家庭凑不出5万。直接打脸央行宣称的“人均存款超12万”。招商银行数据显示，居民财富高度集中，约2.65%高端客户持有全行87%以上零售资产。普通人的钱砸在房子上，叠加房贷、消费贷与青年失业，消费主力溃不成军。每年一千多万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尤其棘手，AI不但没有创造出新岗位，反而让年轻人在人机竞争中败下阵来，消费提振永远只停留在官方文件里。
债务方面，已经是积重难返，宏观杠杆率高企，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庞大，土地财政模式崩溃后，地方财政压力巨大。习近平要地方政府在明年实现地方债清零，百万亿的庞大债务一夜清零，只能是统计清零，银行印钞长期稀释居民财富买单。中共的人口出生率低迷则是不可逆性的硬约束：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已过，老龄化加速，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红利消退后，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日本曾以较高人均收入与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缓冲负效应，中共则在更低发展水平上同时面对债务、通缩压力与人口逆转。
许成钢特别指出，当前中国的通缩与内需不足，更接近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困境，而非日本。日本是民主宪政下的市场制度，中国则是共产极权制混杂市场成分。国有土地、国有银行与党的全面控制，导致“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资不抵债也不会破产，于是大胆借债、扩张，积累巨额坏账与低效投资。这正是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癌症。私有部门过去贡献了主要增长与就业，但中共从未真正接受私有产权，只是在政权危机时临时容忍。如今为防“和平演变”，不惜以经济为代价压制民企、强化国企，结果就是债务高企、内需枯竭、效率下滑。土地、金融与关键企业仍牢牢掌握在党手里，真正的私有产权从未建立，这决定了结构性失衡难以通过政策微调解决。
历史的轮回：从美苏军备竞赛到到习近平AI赶超
中共正重蹈苏联军备竞赛的覆辙，只不过战场从导弹与坦克转向人工智能与高科技。苏联在冷战中将GDP的12%至15%甚至更高比例投入国防，民用经济被挤压，技术停滞，最终因资源错配与效率崩溃而解体。军事负担虽非唯一原因，但计划经济的僵化、创新抑制多重压力共同加速了衰落。
反观今日中国，习近平面对美国在AI领域的领先优势，正把AI上升为中国国家安全与中共政权存续的核心政治指标。美国限制先进芯片出口，中国则全力推动自主可控，投入巨额资源于算力、算法与应用。这与苏联当年“导弹差距”恐慌下的军备狂奔如出一辙。AI竞赛被双方视为“谁赢了AI谁就赢了未来”，在重大压力和国家扶持的张力与双重压力下的中国AI企业，响应党的号召弯道超车，纷纷搭建“谁偷了AI谁就赢了未来”模式，让中共毫不懊恼。
许成钢曾指出，苏联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彻底落后，科尔奈统计的近百项非军事重大发明，无一来自苏联或俄国，全部诞生于市场经济与企业家。中国今天的多要素生产率提升，过去主要来自引入市场与民企的制度改革与模仿，而非原创。当制度重新收紧、私企空间被压缩时，创新动力必然枯竭。中共的“红二代”精英视自身为权力天然继承者，所维系的政权制度根基与崩溃的苏联何其相似。当前经济状态，在许成钢看来，已接近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或1970年代中期——高债务、低效率、内需不足、制度僵化。AI竞赛或许带来局部亮点，却难掩整体的结构性溃疡：当资源被优先投向与对手的竞赛，而忽略制度效率与民生需求时，短期的“突破”往往以长期的全面落后为代价。
制度化缺陷的根源：政治优先于经济
中共经济衰落的核心问题不在“不够努力”或“外部封锁”，而在制度安排本身。安全优先被写入法律与规划后，形成自我强化的闭环：官员避险、企业迎合、资源集中、创新受限、就业与消费疲软、再加强安全控制。产权保护不足、法治不确定、国企特权与地方政府政治激励、共同富裕抢劫民财共同构成结构性陷阱。
“为挽救极权制而发动的改革，在挽救极权制中结束。”中共从未设计过真正发展私有企业，也从未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西方过去对中国高增长的乐观，与早期对苏联的误判相似，忽略了制度本质。没有司法独立、真正的私有产权保护与对权力的限制，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
与日本相比，中国缺乏有效的市场纠错机制与政治问责。日本泡沫后虽痛苦至深，但民主与法治允许缓慢改革。与苏联相比，中国有更强的市场化遗产与全球供应链嵌入，但意识形态左转与集权强化正在吞噬这些优势。政治绩效倒逼官员数据造假，唱响经济光明论加剧信息封锁，导致信息不对称，反过来成为高层决策误判陷阱。
苏联的结局是崩溃，日本的结局是问诊康复。中国的路径，当下趋势是一条道走到黑，唯一的变数是习近平的身体健康忧患可能会成为中共政局崩盘的导火索，大戏如何演绎，且看且笑谈吧。
（人民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