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据《海事执行》（The Maritime Executive）11月8日报导，中共近日通过首部专门规范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宣称将加强南极生态保育。然而，北京一方面推动环保立法，另一方面却持续扩建南极科考设施、扩大磷虾捕捞船队，并与俄罗斯长期阻挡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中共更在今年10月的国际会议上提议修改海洋保护区定义，主张将“合理利用”纳入保育原则，使保护区内的商业捕捞活动可能获得更大空间，引发外界质疑北京是否藉环保立法塑造保育形象，却在国际谈判中优先维护自身的渔业及战略利益。
中国通过南极新法 环保承诺受关注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6日通过首部专门规范南极活动的法律，共有59条，涉及科学考察、环境保护及相关活动管理，预定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法，中国在南极从事科研及其他活动的机构与人员，须依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并采取措施保护当地动植物、处理废弃物及防止污染。中共官方宣称，立法旨在加强南极生态保护，并履行相关国际义务。
中国于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但直到此次立法，才建立专门规范南极活动的国内法律。这也使外界关注，北京在加入条约40多年后制定的新法，能否对其持续扩大的南极活动形成有效约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法主要规范中国自身的南极活动，并不能取代国际海洋保育制度。北京即使在国内建立环保规范，仍须面对其在国际谈判中阻挡部分海洋保护区提案、同时扩大磷虾捕捞能力所引发的质疑。
因此，衡量这部新法的关键，不仅在于条文如何宣示环保目标，更在于中共是否愿意接受有效监督、落实相关规范，以及其实际政策能否与保护南极生态的承诺一致。
扩建第六座科考站 地缘政治疑虑升高
中国通过南极环保新法之际，第43次南极考察队也于11月7日在海南三亚举行启航仪式，展开新一轮南极考察任务。此次行动动员来自100多个机构的600余名人员，由“雪龙号”、“雪龙2号”两艘科考破冰船及“大洋号”海洋科考船共同支援，预计2027年4月完成任务。
此次考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中共计划在西南极玛丽伯德地兴建的新科考站进行勘测与测绘，同时完成秦岭站的建设收尾工作，并为长城站及中山站升级改造进行前期准备。
玛丽伯德地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是南极洲最偏远、研究程度较低的地区之一。中共计划在此兴建的设施若顺利落成，将成为其在南极的第六座科考站，进一步扩大北京在南极洲的长期活动范围。
不过，中共持续扩建南极科考站，也引发外界对相关设施潜在战略用途的疑虑。据澳洲广播公司（ABC）报导，部分澳洲国会议员及安全专家担忧，中共在南极部署的卫星通讯、观测设备及其他科研设施，可能具有军民两用功能。随著北京扩大极地活动范围，相关设备的实际用途及资讯透明度，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专家指出，中共既有的南极卫星地面设施，以及其军民融合政策，增加了外界对相关技术可能被用于军事或情报目的的疑虑。尽管目前没有充分公开证据证明新科考站将被用于军事活动，但北京持续扩充极地基地、运输及通讯能力，可能进一步提升其在南极的自主运作能力与战略影响力。
此外，《海事执行》指出，中共正逐步加强在南极事务中的影响力，并可能将科研设施及相关活动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筹码。随著中共在南极的科考网络持续扩张，其他国家如何监督相关设施的实际用途，以及确保南极活动符合国际条约规范，将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俄阻挡保护区 中共扩大磷虾捕捞
除了持续扩建南极科考设施，中共在南极海洋资源保护问题上的立场，也因其不断扩大的磷虾捕捞利益而受到质疑。
据《海事执行》报导，多年来，中共与俄罗斯持续阻挡在南极半岛周边设立海洋保护区的努力。与此同时，北京正扩大南极磷虾捕捞船队，并试图调整南大洋海洋保护区的相关规则，使其环保承诺与实际资源利用政策之间的落差更加受到关注。
南极磷虾是当地海洋食物链的重要基础，也是企鹅、鲸鱼、海豹及多种海鸟的重要食物来源。由于工业化捕捞活动集中于部分海域，若捕捞压力与野生动物觅食区域重叠，即使整体捕捞量未超过规定上限，仍可能对局部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中共在这项资源的开发中已占有重要地位。据环境新闻网站Mongabay报导，中国船队2025年的磷虾捕捞量约占南极磷虾总捕捞量的37%。随著北京扩充捕捞能力，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划设及捕捞限制，也直接涉及中国渔业的商业利益。
负责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共有27个成员，相关重大保育措施须经成员协商一致才能通过。这项决策机制使中共与俄罗斯得以阻挡其他成员支持的海洋保护区提案。
今年10月19日至30日，该委员会在澳洲荷巴特举行年度会议。由阿根廷与智利推动、面积约45.6万平方公里的南极半岛周边海洋保护区提案，再度因中共与俄罗斯反对而未能取得共识。这也使南大洋新增大型海洋保护区的谈判僵局持续延长。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反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方案之际，也于此次会议提出两项新提案：一是在东南极洲的宇航员海设立海洋保护区，二是修改现行海洋保护区的定义与管理原则。这种一面阻挡既有保育提案、一面试图调整保护区制度的做法，使北京在南极海洋保育谈判中的政策取向更加受到关注。
提议设保护区 却避开磷虾捕捞海域
中共在今年10月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会议上提出的第一项方案，是在东南极洲的宇航员海设立面积12.7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保护区。然而，这片海域目前并非工业化磷虾捕捞的主要活动区域，与其他国家长期要求加强保护的南极半岛周边海域形成鲜明对比。
南极半岛周边不仅是磷虾捕捞活动集中的地区，也是企鹅、鲸鱼及海豹等野生动物的重要觅食场所。中共与俄罗斯多年来阻挡该地区的保护区提案，如今北京却选择在捕捞压力较低的海域提出自己的保育方案，引发环保团体质疑，其保护措施是否刻意避开可能影响中共渔业利益的区域。
更值得注意的是，据南非媒体《每日独行侠》（Daily Maverick）取得的提案文件，中共规划的宇航员海保护区并非全年禁止捕捞，而是采取季节性限制，部分区域每年仍可进行数周至两个月的商业磷虾捕捞。此外，保护区有效期限仅20年，期满后须经成员协商一致才能延长。这些设计使外界质疑，北京提出的保护措施能否提供足够且持续的生态保障。
中国选择宇航员海，也引起地缘政治层面的关注。这一名称源自1960年代苏联的南极考察活动，至今尚未获国际海道测量组织正式采纳。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北京采用这一历史名称，可能反映中俄在南极事务上的政治默契。
不过，比名称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保护区的实际范围、捕捞限制及有效期限。中共一方面反对在现有磷虾捕捞热区设立保护区，另一方面提出允许季节性捕捞、且须定期续期的新方案，使其保育措施能否有效降低渔业活动对南极生态的压力，成为国际谈判中的重要争议。
欲修改保护区定义 放宽捕捞限制
中共在今年10月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会议上提出的第二项方案，直接涉及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核心规则。北京主张修改海洋保护区的定义，进一步将“合理利用”纳入保护区管理原则，使商业捕捞活动在符合特定条件下，仍可于保护区内进行。
现行海洋保护区制度并非全面禁止捕捞，而是依不同保育目标设定限制。然而，据南非媒体《每日独行侠》（Daily Maverick）取得的中共提案文件，北京不仅要求重新界定保护区，还主张删除现行规则中两项涉及生态系统功能及气候变迁适应能力的保育目标，并提高设立保护区所需的科学证据要求。
中共还提出，应先完成保育规则修订，再依新标准调整现有保护区提案，最后重新进行审议。这意味著已经历多年协商的保育方案，可能面临额外审查程序，进一步拖延南极重要海域获得保护的时间。
中共代表团虽以海洋保护区应配合现有资源管理制度为由，主张调整保育规则，但环保人士担忧，这些修订可能削弱既有的生态保护目标，并提高新保护区的设立门槛，使商业捕捞利益在保育决策中占据更大比重，进而影响南极重要生态栖地及野生动物觅食区域的保护。
这项提案尤其引人关注，因为中共正持续扩大南极磷虾捕捞能力，并与俄罗斯长期阻挡部分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北京一方面反对在现有捕捞热区加强保护，另一方面又试图修改保育规则，使其渔业利益与生态保护责任之间的潜在冲突更加突出。
今年10月的委员会会议最终未就中共提出的两项方案达成共识，相关提案均未获采纳。但这不代表北京的政策主张已失去影响力。由于委员会采取共识决，中共即使未能推动自己的方案，仍可反对其他成员提出的保护区措施；而其要求修改保育目标、提高科学证据门槛的主张，也可能在后续谈判中再次提出。对南极海洋保育而言，争议不仅在于中共能否改变现行规则，也在于各国能否突破长期僵局，为亟需保护的海域建立有效措施。
中共一方面透过国内立法，宣称加强对中国南极活动的环境监管；另一方面却在国际保育谈判中与俄罗斯阻挡部分海洋保护区提案，并推动可能增加保护区设立障碍的规则修订。这种国内环保宣示与国际政策立场之间的落差，使北京是否真正愿意接受更严格的南极生态保护约束，持续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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