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旅美學者程曉農的新書《紅色高牆》今年10月27日在臺灣出版。曾任職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及趙紫陽建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他，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專訪時，結合自身體制內經歷，講述中共高層的內部運作，包括保密通信、貼身警衛及領導人活動場所背後的權力關係。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位於北京的中南海，往往被視為中共最高權力的象徵。但程曉農認為，要理解這個體制，不能只看公開的機構設置和官員職務，還須瞭解日常辦公、通信和警衛安排背後的內部規則。
程曉農本週二（3日）在臺北一酒店受訪時對自由亞洲電臺說：「只有你身在大內，你才能遇到一些跟這種』潛規則』有直接關係的人，你才能理解它的微妙之處。我現在講的是對中共最高層官員的秘密監控，保障了能隨時把這些人的人頭搬走或者把你提拔。」
體制內經歷揭開紅牆內幕
《紅色高牆》全書共十章，分為「權力核心」「黑箱機制」「高層權鬥」和「歷史週期」四部。全書從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玉泉山、釣魚臺和京西賓館五處場所切入，逐步展開對高層監控、決策機制及權力鬥爭的討論。
在《走進「大內」上班去》和《人大常委辦公廳奇遇記》等章節中，程曉農記述了自己的體制內經歷。他回憶，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工作期間，與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共事，因受到她的信任，得以接觸一些內部事務。從她交辦的工作及兩人的日常交談中，他逐漸認識到，一個人的公開職務未必能完整反映其實際身份與作用。
辦公室裡的電話，也是他瞭解這套體系的途徑。程曉農說，自己使用過被稱為「紅機」的高級幹部保密電話，後來接觸中央部門預算，併進一步詢問，才瞭解到這套通信系統同時具有內部監聽功能。
保密電話也是監聽工具
程曉農說：「雖然是對中共來講保密，但是紅機是個全面的監視系統。你只要拿起話筒來，就自動觸發錄音，你只要拿起電話一個字不漏的錄音，它的監聽單位是機要通信局的人，把你們通話內容幾個字不差的寫下來然後上報。」
除了紅機，他還介紹了以「39」開頭的辦公電話。一次參加中央機關中青年幹部的經濟研討會時，他在報到材料上填寫辦公室號碼，引起其他與會者注意。他這才意識到，在一些中央機關幹部眼中，「39局」電話意味著使用者在核心辦公區域工作。
程曉農回憶，一些與會者聽說過「39局」電話，卻不知道哪些機構使用。他說，當時這類號碼無法通過普通查號臺查詢，但知道號碼的人可以從外部撥入。一組辦公室電話號碼，也可能成為辨認使用者身份與工作地點的標誌。
貼身警衛既保護也監視
從通信監聽到人身監控，書中《誰是中共的大內總管？》一章進一步討論高層警衛權及其政治作用。在程曉農看來，理解這套制度，關鍵在於警衛服從誰的命令。領導人與警衛朝夕相處，並不意味著能夠自行支配這支力量。但是
程曉農說：「政治局委員一律配備貼身警衛，這個貼身警衛職責有保護所謂長官的責任，但是也有抓長官的責任。這個全世界都不會有的事情，但中國有。不是警衛自己決定，是警衛的老闆決定。因為警衛是軍人，他必須無條件服從命令。警衛局局長是直接給警衛下命令的人。」
他指出，警衛平時也負責監視，向上級報告被保衛者每天的活動，包括去了哪裡、與誰見面。
在一個多小時的專訪中，他還反駁了有關不同警衛系統「各為其主」、相互交火的說法：「他們經常會說軍委警衛局和中央警衛局打起來了，其實他們是同一支部隊，不存在兩支部隊這樣的事情。」按照他的解釋，這支部隊實行統一指揮，警衛服從警衛局長的命令，而非各自效忠被保衛的領導人。
決策地點不只在中南海
談到決策場所，程曉農結合自己進入上述五處場所的經歷，介紹了它們在辦公、居住、外事接待及會議安排上的不同用途。他說：「一般人以為中南海就是中共唯一的決策中心所在地，實際上這是辦公地。」他認為，領導人也在住處處理事務，實際決策地點未必就是外界熟悉的正式辦公地點。
在程曉農看來，領導人在哪裡處理事務，以及通信和警衛由誰掌握，都是瞭解中共高層權力運作的重要線索。
他認為，通信記錄、活動報告和秘密檔案，共同構成對高層官員的約束。即使進入政治局或常委層級，也不能擺脫這套監控。他說：「每個人都必須戰戰兢兢地活著，因為你二十四小時是被監控的。」
書中還將討論延伸至中共高層的歷史事件。《六四後的中共權力鬥爭》《南巡與政變》等章節分析高層權力變化，《中共專制的「週期律」》討論接班人困局與個人專權，最後一章《反骨因何而生？》則回顧程曉農的個人經歷及其思想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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