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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強化監控地方「一把手」 收緊決策尺度
【人民報消息】中共中央辦公廳2月23日印發一份《通知》，明確將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作為重點對象，特別強調「一把手」。學習教育將於2026年春節假期後啟動，7月底基本結束。文件在官方表述中被界定為一次集中學習安排，但多名受訪學者認為，其真正指向並非理論層面的教育，而是對地方決策空間的進一步壓縮。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這份《關於在全黨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的通知》提出，新一輪學習教育為期六個月。新華社發布的通稿稱，此次學習教育不分批次、不劃階段推進，圍繞學習研討、查擺問題、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展開，並要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履行第一責任人責任。通稿未披露具體案例。
長期研究中共官僚政治的學者魏鑫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專訪時說：「這次所謂的政績觀教育，本質上是一場運動式的幹部整頓。這不同於過去的清洗式反腐，而是暴露出中共官僚體系已陷入結構性瓶頸。」
魏鑫說：「中共官僚威權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處在一種難以自我修復的狀態。當前體系面臨兩個核心問題。第一，是官僚集團高度內卷化，幹部之間的競爭極其激烈，但這種競爭缺乏制度化的程序約束，沒有黨內民主，也沒有公開透明的競爭規則。」
通知明確面向「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將「一把手」置於突出位置，並採取不分批次、不劃階段、集中推進的方式。「重點查擺是否存在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盲目招商引資、違規舉債擴張、超越財力上項目等問題，嚴格規範重大項目決策程序。」這一表述被認為直接觸及地方決策層。
兩會前釋放信號政績觀指向決策端
中國人民大學退休教師何先生表示，這份通知在全國「兩會」前發布，釋放出較強的政治信號。他說：「這不只是一次例行的理論學習，而是同時釋放政治信號並承擔現實糾偏功能。所謂『政績觀』，通常涉及發展取向是否過度強調短期規模擴張，項目決策中是否存在形象工程、盲目上馬、舉債衝動，以及統計數據和考核機制中是否出現層層加碼和失真等問題。」
何先生認為，此次集中教育將矛頭指向領導班子，尤其是「一把手」，意味著相關問題被界定為源自決策層，而非基層執行偏差。「既然問題出在決策端，那麼決策端究竟是誰，這就耐人尋味。」
近期，中共政府及地方層面的財政與債務壓力持續上升，部分地區前期盲目投資所積累的風險逐步顯現。與此同時，關於進出口、GDP等經濟數據存在失真，並被高層認為「影響中央判斷」的說法，也在輿論場中傳播。
官僚競爭邏輯與晉升焦慮
學者魏鑫認為，當局在推動地方官員之間展開競爭的同時，並未觸及一黨專制的制度前提。他說：「這種競爭不是政黨式競爭，也不是派系公開博弈，而是一種隱蔽的組織考核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講，更像清代的官員考評制度。」
魏鑫說，在這種制度環境下，政績觀教育實際上是在向處於晉升軌道中的幹部傳遞某種信號。「等於是告訴他們要放寬心態，不要過度逐利。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用一種精神教育方式去緩和高度焦慮的升遷競爭。」
這份《通知》也被一些觀察者解讀為一次針對當前縣處級以上官員的系統性整頓。魏鑫說：「中國政治除了反腐，已經拿不出有效辦法讓官僚既思考問題，又真正幹活，當前既缺乏有效激勵，也缺乏約束過度激勵的機制。反腐造成幹部集體謹慎甚至躺平；但單一而激烈的黨內競爭，又促使一些人採取陽奉陰違的策略，對上隱瞞，對下高壓。」這種結構性張力，使中央與基層之間的距離進一步拉大。
輿論認為，中國的官僚集團已逐漸形成高度自利的群體結構，黨組織在某種程度上阻隔在中央意志與社會之間。在這種背景下，北京高層可運用的治理工具被認為日益收窄。魏鑫說：「似乎只剩下政治教育。」
經濟下行背景下的風險預判
過去十多年，中共開展了大規模反腐行動，處理官員超過四百萬。魏鑫表示，這些行動並未觸及體制運行的內在邏輯。他說：「如今轉向政績觀教育，更像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整頓方式，類似1980年代初的精神整肅運動，是通過意識形態再塑造來約束官僚群體。」
至於2026年的中國社會與經濟走向，魏鑫預計，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持續調整、地方財政約束等多重因素疊加，正在抬升整體運行的不確定性。他說：「在這種背景下，中央高層顯然意識到一個風險節點正在臨近。當經濟下行趨勢持續時，基層為了完成考核目標，可能採取激進或短期化手段。這是當局意識到的問題。」
他說：「歷史經驗表明，在高度行政動員體制下，當指標壓力過大，而真實信息無法順暢上達時，基層容易出現判斷失真。」他提到，上世紀末期及更早時期的某些階段，地方層層加碼、對上報喜不報憂的情況曾帶來嚴重後果。此次政績觀教育，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提前干預官員行為，這既是對幹部的約束，也是對風險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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