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发动60周年：习死后将迎来怎样的血雨腥风？
方圆
【人民报消息】5月16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的日子。60年前，宪法上的最高领导人、法定接班人刘少奇，在动乱的初期，生命与尊严一夕清零；60年后，这场浩劫将会再次发生吗？当权力失去制衡，无论是当年的国家主席，还是今天的经济改革成果，都将面临“一夜清零”的轮回。
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建政党魁毛泽东 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时间从1966年5月16号到1976年10月6号，历时十年。
1966年5月16号，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5.16通知”发布，这个通知被认为是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这十年的主要经过，可以梳理为五个关键节点：
1966年，运动兴起与秩序失控： 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以学生组织为主的红卫兵运动 迅速席卷全国。冲击学校、大规模抄家、公开批斗知识分子和干部，导致正常的社会秩序陷入严重混乱。
1967年，夺权与全面武斗： 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在军队主导下取代了原有的党政机关。各地群众组织为了争夺政治合法性，爆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与“武斗”，在历史文献中，这一段时期被形容为“全面内战”。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 为了疏导城市的青年动荡与就业压力，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展开。数百万城市学生与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无数人的命运轨迹从此被彻底改变。
1971至1976年，高层权斗剧烈： 随著1971年接班人林彪集团的覆灭，高层权力格局重新洗牌，所谓的“四人帮”势力迅速上升，党内高层的路线与权力博弈进入白热化。
1976年10月6号，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发动行动，正式粉碎“四人帮”，这场长达十年的内乱才宣告结束。
这场长达十年的运动，给中国社会留下了全方位且深刻的创伤与后果。
首先在政治层面，党和国家体制受到根本性破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 等大批开国勋臣与高级干部，均在失去制衡的权力与审查下 非正常死亡。
其次在社会与文化层面，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受到毁灭性冲击。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大肆砸砸抢抢，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古迹被付之一炬。在长期的暴力冲突中，据历史学界与和文献估计，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数百万到千万之间。
而在教育与经济层面，大中小学面临长期停课，高考中断整整十年，科研与人才培养出现严重断代；国民经济活动一度陷入停滞和混乱。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看看他在“5.16通知”中亲自写下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心目中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指刘少奇及其同伙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人。 而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是文革的头号冤案。
在历史文献中，详细记录了这段过程。文革爆发之初，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宪法法理上的国家元首，也是官方亲自选定、并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两人的根本分歧始于1958年经济政策的挫败。当时虚报产量和经济失衡，酿成了惨烈的大饥荒。随后，刘少奇与邓小平推行务实的经济调整政策，试图挽救经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当著几千名干部的面，直言这场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句务实的评价，引发了最高领袖深重的权力焦虑。他感到自己的路线受到了挑战，更害怕自己死后会遭到赫鲁晓夫式的大清算。由于在正常的党内体制内，大批干部心向务实路线，最高领袖无法透过常规协商程序罢免刘少奇。于是，他决定绕开党章和法律程序，直接诉诸群众运动，用这把激进的刀 去砍碎整个党政系统和官僚架构。
1967年，刘少奇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党籍并秘密押送。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的监禁中，刘少奇在极度孤立、缺乏正常医疗对待的环境下 非正常死亡。一位国家的最高接班人，其命运与尊严在政治一念之间被“一夜清零”。
消失的文革博物馆与不了了之的历史
文革时期发生了如此严重、波及全国的体制性灾难，照理来说，整个国家应该建立起深刻且公开的集体反思。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恰恰相反——体制对这段历史采取了冷处理，甚至强行抹去民间的记忆。
汕头文革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纪念馆，位于广东汕头澄海区塔山风景区。
1996年，时任汕头市政府顾问彭启安参加活动时，发现了塔山山坡上的文革受害者的乱坟，询问得知澄海在文革中的惨烈情况后，彭启安起了兴建文革博物馆的念头，希望悼念文革里的逝者，并警醒后人。退休后，彭启安开始筹资兴建文革博物馆，受到社会各界支持，成功筹集了数千万元。
2005年，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此后十年，文革博物馆一直在官方不支持、不反对，默许的情况下存在。
塔山园区里，展有“碑廊铭史” 、“思安塔”、“明镜台”、“石笔书史”和“警钟长鸣”等展区，放置刻有图文的石碑、人物塑像、反思文革的刻字等。 另一头的安息园，安置了文革受难者、刘少奇的塑像，一旁石壁刻有文革百种酷刑和苦难，及满墙的文革死难者名字。
2014年5月，彭启安把塔园交还塔山所属的涂城村 村委会管理，同年停办每年8月8号的公祭文革亡魂活动。
2016年5月，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的敏感日子前夕，文革博物馆遭到围封遮掩，石碑、题词被贴上一系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报。其后博物馆内的所有石碑、牌坊、遇难者碑文、历史展览等石刻都被水泥覆盖，多个展览馆也改为他用。
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共中央严打“历史虚无主义”，认为文革博物馆“抹黑、否定中共历史”，当局以违章建筑之名进行整改，并要求调查背后支持者。同时，多名义工被当地警方劝诫勿再参与塔园事宜。
这座唯一的文革民间博物馆的幻灭，用事实向外界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共从未真正进行过系统性的历史追责与反思，一切最终都被体制引向了不了了之的终局。
官方虽然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历史学术界指出，官方这种定性，本质上是为了维持体制延续性而将责任切割给特定集团，并未从制度上建立权力制衡与法治保障。因为没有进行真正的历史和法律清算，当年的许多加害者们，大多安稳地活完了一生。
2016年是习近平第一任期的第三年。他的反腐败行动，从范围、深度和力度均超过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也为他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和民意。那时的人们没有想到，文革博物馆被拆除，其实已经暗示习近平要比肩毛泽东，第二场文革已经风雨欲来。
习近平能制造“文革2.0”吗？
将这段历史与现实的切片对准当下的中国现状，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历史被体制“不了了之”地掩盖，同样的高度集权和意识形态控管，才会在习近平当权的中共内部重新抬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依然活在文革的阴影之下。
但是，面对当前经济结构性下行、地方财政压力枯竭、以及综合生育率 跌破1.0、新生儿数量大崩塌的长期人口危机的背景下，习近平真的能制造出一场“文革2.0”吗？在今天的中国体制和社会结构下，面临著三个根本性的“不可能”：
第一，是最高领袖个人威望的本质差异。 60年前，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能够直接绕开党政体制，呼唤数百万红卫兵“造反有理”，是因为群众对其拥有盲目的信仰。然而当下的中南海，习近平的集权，依靠的是行政高压手段，以及“绝对忠诚”的考核指标。这种依靠官僚恐惧 维持的权力，在党内、军内和民间，根本无法做到一呼百应。
第二，是利益集团与官僚体系的实质反弹。 60年前的中共官僚阶层普遍清贫，毛泽东可以用群众运动轻易将其砸烂。但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共党政军内部，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掌握巨大社会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从各级地方官员到技术官僚，他们的私人财富、家族前途和现有的市场经济结构深度绑定。习近平近年来在军队等高层进行非正常人事清洗，完全打破了集体协商的潜规则，这已经极大地触动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底线，导致党内出现了普遍的“软抵抗与不合作运动”。他们绝不可能配合一场会让自己利益“一夜清零”的群众造反运动。
第三，是社会阶层与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封闭、与世隔绝的计划经济体，人民普遍没有私人财产。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商品经济的洗礼，亿万中产阶层、民营企业家对产权保护、法治稳定有著强烈的本能需求。尽管官方利用口袋罪“寻衅滋事”来压制社会正常的发声，但在民生困局与高失业率的现实下，民间累积著暗流涌动的不满与反抗声音，而不是盲目的革命狂热。
总结来说，当体制试图用高压手段去推行一条与现实经济、民意、法治相悖的倒退路线时，它无法让群众呼应，反而会将 开明派与技术官僚 彻底边缘化。实际上。习近平这种缺乏制度制衡的管治，正在将整个体制 推向结构性失灵的临界点，这也恰恰成了此时此刻，党内理性力量爆发出强烈焦虑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会被当做毛泽东一样崇拜？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习近平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文革。那么。哪天万一他“驾崩”了，会有多少人像崇拜毛泽东一样来崇拜他呢？
澳洲雪梨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教授冯崇义，向中央广播电台表示，中共上层内斗非常残酷，有可能会发生政变或者兵变，把习近平搞下去。如果没有搞下去，那习近平死之后，也会跟毛泽东死之后一样的血雨腥风。习家军内部，或者被习整倒的其他派系，会重新展开新的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
旅美专栏作家吴祚来直接指出，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搞不成的，他“驾崩”之后， 不会有人像崇拜毛泽东那样崇拜他。
1985年，作家巴金老人在病榻上写下这段话：“建立文革博物馆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有责任让子孙世代牢记十年的惨痛教训。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人民报首发）
△
|
在中国大陆：“七零后”基本上是“对‘文革’没有记忆”的。即使在七零年出生的，在“文革”结束那年可能刚进入上小学一年级的年龄，基本上在“文革”期间没怎么“上学”、没怎么“接触社会”，而在“改革开放”后又“沉浸”在相对有社会秩序、有教育资源、有世界眼光的环境里。
“文革”时期经历了“成长期”的习近平现在因其“理念”而被称为“土包子”。以前传统的乡村看上去“土”但却是“包着金子的土块儿”。后来中共打击“乡绅”等等，把“驻扎”在乡村的文化人和其连接的传统文化的根给弄掉了，那就成了“剩下全是土”了。
“六四”以后江泽民执政时期到再后来中国大陆社会越来越被“金钱““洗脑”。古代有“钱财如粪土”之说。
也就是说，不论是“包子土”还是“钱土”，中共执政时期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基本上被“埋在土里”。
“七零后”现在是处于“中年”年龄，而“中年”群体向来被社会视为“中坚”。
我在大学毕业后工作一段时期后离开中国大陆，然后一直生活在自由社会。也就是说，两种社会形态我都有机会观察过。现在我说说一些看法：
我觉得，自由社会（下文我称之为“A社会”）让人感到的基本的东西是：“稳定”。这种“稳定”来自于“固定不变的规则”。
中共国社会（下文我称之为“B社会”）有一个让人非常“提心吊胆”的现象：“不可预测性”实在太强。
也就是说，B社会要人付出的“自卫成本”太高，不论是一般民众的“抗风险”的“兜底”的各项基本福利方面，还是官场或商场的“抗风险”的“兜底”的基本“游戏规则”方面。在B社会，可能会让人感到“穷也不好，富也不好，当官也不好，当民也不好，‘固守’也不好，‘灵活’也不好，‘往前冲’也不好，‘往后缩’也不好”，总之“整个人都不好了”。
A社会，在社会秩序的基本架构方面，那个基本的社会“老道德”的潜在的根还是很深的植在那里不动的，政策和法规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随之“没有办法大动”，所以就“不怎么动”，所以民众就感到“有可长期信赖的基本规则”，就不太消耗“精气神”。这是符合中医的“养生之道”的。
在中国大陆，“治”B社会的“多动症”可能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否则可能“按下葫芦浮起瓢”就“没个完”。某种“多动”被相学理论里认为是“贫贱相”。中共国把社会搞得“富不稳、贵不稳”、什么“祥瑞气”都“养”不起来，习居然还叫别人“绝对忠诚”，简直愚蠢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人们要“自己想办法”了。
B社会的“多动症”是因为中共在以前（特别是上一次的“赤马红羊年”开始的“文革”期间）在中国大陆把中华传统的根给“斩断”了，“没了根”的社会就没了稳定的根基，就“多动症”成灾。
美国科技领先啊、甚至最近公开了“疑似揭示外星文明”的文件啊、在军事能力上“精准打击”啊...但是美国现总统却被发现连私下里都在求“上帝”。
具有“顶级实力”的美国，其“顶级社会地位”的国家元首以其“顶级的获取信息的能力”却“得出结论”是“求上帝”。这个方面，“擅长抄袭”的中共却不敢“抄”了。中国大陆的“崛起”，就差这“最后一抄”，否则，如果只是“小打小闹的抄”可能会发现到头来“抄了也白抄”。
“传统根基”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历史进程中可能积累了一些不理想的东西，但是“根本”的东西是不能随便丢掉的。有铁锈的机械不是说整个机械都要丢弃，而是把铁锈擦掉后还是可以继续运行的。自由社会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发现一些“根本”的东西还是不能丢掉，一些“基本”的东西可以保护社会在即使经历了“千疮百孔”后还是能作为“基本生存方案”而“度劫”。
“民族的骄傲”，“骄”字意思是健壮。如果没了“土里包着的金子”那就是“实心土”，就是“纯土包子”，是没有“健壮”的东西的，是没有“出头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