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在过去，“经济数据（GDP）”是考核中共官员最核心、最重要的政绩，导致各省、各市的官员像运动员一样在赛道上狂奔，谁的地卖的多、谁的 GDP 增速高、招商引资多、城建铺得大，谁就能升官。几乎所有地方官员都纷纷不顾后果地举债、疯狂卖地盖楼，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债是下任还的，政绩是自己现拿的。”
然而，在当前这个阶段，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突变。外资大量撤离，经济长期低迷，房地产市场崩，事业严重，全世界的经济早就走出了新冠疫情造成的困境，但中国的经济却一直没有起色，甚至越来越糟糕。因此，中共目前的核心经济口号是“高质量发展”（High-quality Development）与“新质生产力”（New Productive Forces）。北京当局已放弃过去盲目追求数字成长的“GDP崇拜”，将最新的经济目标转向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与科技转型。
虽然官方宣传上，中共依旧持续“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以提振国内外市场信心。但是，到了近年，单纯的经济数据已经不是中南海考核官员的最重要的指标了，考核指标已经从过去的“发展模式”彻底切换到了“安全与维稳模式”。这种政策转变使得许多中共官员陷入“拚经济恐因债务面临调查，不作为又会被惩处”的两难之中，进而引发基层消极怠工或数据造假的乱象。
曾经高调宣称“不举债的政府是不作为的政府”而出名的昔日政治新星、前山东省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他的政治起落，正是这场官场风暴的最具代表性案例。
江敦涛因大举举债投资高阶制造与夜生活经济，成功让淄博在2023年凭借“烧烤热”爆红全国。当时中共官媒曾大肆赞誉其大胆亲商，他也因此屡获升迁至重庆市副市长。
然而，这些政绩背后却是濒临崩溃的财政。
媒体报导指出，到了2022年，淄博市的债务暴增至约1080亿元人民币，足足是2018年的2倍。
2025年10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江敦涛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4月，中共当局指控他“急功近利、盲目蛮干”，在未经适当评估下滥设基金与大搞面子工程，最终将其开除党籍并移送法办，其二十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官方称，江敦涛被指急功近利、盲目蛮干，对抗审查，搞迷信活动；接受宴请、旅游活动安排；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赠送礼金、消费卡，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私利，使用公款报销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执法活动；大搞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财物等。
昔日江敦涛所宣称“不举债的政府是不作为的政府”的理念，如今成为抵触北京永续成长政策的铁证。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指出，江敦涛的落马加剧了中共官僚体系内部的恐惧。为求自保，中共官员出现两种极端的应对方式。部分官员抱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心态，消极怠工并故意推迟决策，只为等待高层发出更明确的指示。另一方面，为了迎合上意且避免承担风险，部分官员则大搞虚假的面子工程与数据造假。
江敦涛曾是中共官场中政治精英的“标准样板”，他靠举债、招商、打造网红经济（淄博烧烤）来刷漂亮数据。但是，过去北京对这种“寅吃卯粮”的模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因为当时需要 GDP 数据给政权涂脂抹粉。但到了 2026 年，地方债务总额已达到了足以引发系统性金融风暴的临界点。北京于是急转弯，对江敦涛这类大搞借债经济的官员端出“盲目蛮干、急功近利”的罪名，实质上是中央财政已经无力为地方背锅，只能拿昔日的“政治明星”开到、祭旗，正式宣告靠借债刷政绩的时代“寿终正寝”。
习式“矛盾悖论”逼疯基层
江敦涛的悲剧根源于中南海最高层政策的“既要、又要、还要”之既得利益与既定矛盾。
习近平既要求官员搞“高质量发展”、不准新增债务，同时又要求官员稳住经济增速、不能让失业率暴雷。这种政策的巨幅摆荡，让基层官员发现政策边界完全不可预测。以前大举借债是“敢作敢当、思想解放”，现在同样的行为却变成了“急功近利、对党不忠”。这种快速的政治翻盘，彻底摧毁了中共官僚体系的信任基石。
官员考核从“创造财富”变成“防范暴雷”（危机管理）
现在中共高层天天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底线思维”、“防范系统性风险”。在实际考核中，一项经济数据再漂亮，只要地方上发生了以下几种事情，比如：首先是金融房地产暴雷，地方城投债公开违约、或者爆发大规模烂尾楼群体抗议；第二是群体性治安事件，老百姓因为被欺压太苦，上街拉布条、爆发维权冲突，导致事情闹大上热搜；第三类，是安全生产与重大灾难， 比如重大化工厂爆炸、特大洪涝灾害瞒报被抓包，官员的政治生命就会被“一票否决”。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经济搞得再好，抵不上一次群体性事件让中南海惊恐。“不出事”成了当前最高级别的政绩。
从“贪腐火车头”变成“集体植物人”
江敦涛落马后引发中共官员的集体“消极怠工”与“数据造假”两种极端，被外界讽刺为中共官僚体系的“集体中风”。
现在中共官场最流行的人生格言是“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官员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政治学习”和“自我审查”上，对于真正的经济建设则是能拖就拖，只求在退休前不进秦城监狱。
外界普遍评论，江敦涛的起落就是中共经济“纸老虎”宿命的缩影。外表看起来像淄博烧烤一样热火朝天、张牙舞爪，但只要把财政的底牌一掀开，里面全都是一戳就破的债务泡沫。
官员盼著中共及其党魁跨台
近期，中共提出的经济口号是“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那意思是要官员们保持“稳”，无需理会冒进。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这类口号实质上提出了更模糊的经济目标，例如实现所谓“高质量发展”，更加剧了上述问题，导致官员们对如何落实习近平的政策更加心里没底。
中南海喜怒不定、朝令夕改，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推迟做出决策，等待上级给出更明确的指令以后自己再动，以此确保自己的安全。另一些官员则盯住经济增长等传统指标，追求高调投资项目和“面子工程”，以此向上级邀功。
江敦涛的落马，标志著中共官场“激励机制”的彻底崩溃。过去三十年，中共靠著“给官位、给财富”成功激发了地方官员卖地、借钱拼发展的狼性；而如今，中南海对全体官员的不停的强调“政治绝对忠诚”，实质上带给官员的就是“恐惧、猜忌与无限的政治追责”。当一个拥有数百万官僚的庞大政府，其基层干部全部陷入“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恐惧瘫痪状态时，这个政权的内部崩塌其实早就开始了。
事实上，中共官员对习近平的不满和大面积“躺平”的迹象，已经由来已久。从中共官场到民间，许多人都在盼望中共及其党魁跨台。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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