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最近看到一条消息指出，中共内部于2025年底悄悄成立了“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政治局常委蔡奇担任组长，中央统战部长李干杰、中央宣传部长李书磊、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中央深改办常务副主任穆虹等人是副组长。
报导称，中共成立这个“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目的是健全中共领导社会工作的机制，加强社会治理工作，以维护社会稳定。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对于成立“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一直秘而不宣，在大陆的百度上，也是搜不到相关消息。一直到香港《明报》报导了中共地方政府召开相关会议，外界才知道了“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存在。
中共心里非常清楚，在经济大崩盘、老百姓饭碗都保不住的时候，大规模成立这种“专门针对底层、针对新经济组织”的治安管控机构，一旦大张旗鼓宣传，只会引发社会更强烈的恐慌与反弹。所以他们只能“暗度陈仓”，用高层领导小组的形式进行内部秘密运作。
一、 蔡奇出头：高层恐惧达到最高峰
蔡奇是习近平最信任的“铁腕执行者”，曾高调清理北京“低端人口”，蔡奇当年那句“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碰硬、就是要见血”，把体制对底层百姓的冷酷无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习近平任命蔡奇担任组长，加上统战部（李干杰）、宣传部（李书磊）、政法委（陈文清）等重磅一把手全部出任副组长，这意味著什么？这意味著“社会维稳”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民政或警察范畴，被直接升格为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最高政治任务。
这说明中共认为单靠警察已经盖不住民怨，无力解决信访的问题，必须动用全党所有的国家机器，对社会进行“全网格化的围剿”。
二、旧有的“网格化控制”烧钱烧不起了
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的智囊、学者吴国光曾称中央社会工作部是“极权补丁”。这个词用得极其精准。
过去中共靠什么维稳？靠庞大的财政预算，养著警察、辅警、城管、网格员和居委会。
但是，现在经济严重衰退，地方政府穷到连体制内的薪水都发不出来，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以前靠“花钱买平安”、给网格员发高工资来维持社区控制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三、 中共把手伸进“最穷、最怨、最容易结社”的人群
仔细看看官方公布的中央社会工作部管辖范围，简直就是一份“中共最害怕的社会高危群体清单”：
首先是管控访民。在中共眼里，访民是社会火山爆发点，他们极有可能是底层最坚定的反共因素，无论是白纸革命，还是白发革命，或者全国各地的讨薪潮、反拆迁、护农田等群体事件中，抗议人群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打倒共产党”、“打到习近平”的呼声此起彼落。所以习近平决定把国家信访局直接划归社工部管辖。
中共以为这样做可以破除地方政府的“隐瞒与利益包庇”，从“事后灭火（截访）”变成“事前情报控管（精准打击）”，利用大数据，在访民刚买火车票、甚至刚在群组里发起号召的瞬间，就在当地进行“精准管控”或“预防性拘留”。
以前访民是“各省截访”，现在是中央统一精准维稳，就是怕这些被官府逼到走投无路的人连成一片。
港媒的报导中提到，习近平要求要抓好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 8400 万人的“党建”。
经济低迷导致数以亿计的人脱离了传统的体制单位——失业青年、网红、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私企员工、灵活就业人员。这些人在过去被称为“网外之鱼”，当他们活不下去的时候，就随时可能成为点燃社会抗争的火种。
而且，这群人天天在街上跑，彼此有通讯群组、有极强的动员能力，他们正是被极权经济压得最惨、最有可能爆发集体抗议（如罢工、堵路）的人。
习近平决定把党支部建立到快递站、外卖骑手驿站，说白了就是在这些最具爆发力的底层劳工中间建立“告密系统”，把任何集结、抗议的苗头直接掐死在萌芽状态。
此外，中共企图彻底封杀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连志愿者（义工）团队都要由党委统一管起来，坚决防止出现像乌克兰“橘色革命”或香港“反送中”那样由民间自发网络推动的抗争。
四、 “极权补丁”补得住“经济大破洞”吗？
中共的算盘打得很好：既然给不了老百姓工作和福利，那就给老百姓加上更重的枷锁，用廉价的“社区工作者”和“监控网格”把每个人死死定在社会格子里。
但这种做法，恰恰暴露了中南海极度的心虚与恐惧：越维稳，越消耗有限资源，尤其是经济越差，产生的社会不满就越多；不满越多，维稳队伍就要扩张得越大。但这庞大的社区监控人员本身也是要吃饭的！这形成了一个“经济越差 → 维稳成本越高 → 财政更崩溃”的死循环。
正常的社会需要泄压阀（如新闻监督、工会维权、法律救济），但中共社工部却是把最后一点点民间自救和诉苦的管道全部堵死。把高压锅的螺丝全部拧紧，结果绝不是“社会和谐”，而是当压力达到临界点时，一场无法预测的集体大爆炸。
可见，中共成立“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不是为了“加强社区服务”，而是在“为经济崩溃后的社会大动荡做预防性戒严”。
中共一边对外宣称“经济大好、维护劳工权益”，一边却在暗地里由蔡奇领军，把政法、宣传、统战全拉进来，成立顶级的“社会治理小组”，对 8400 万最穷的外卖员与灵活就业者张开大网。
当一个政权需要把党支部建到外卖员的电动车上、建到社区志愿者的小红帽上时，恰恰证明了它已经对支持中共继续执政的社会基础失去了基本信任。这种穷途末路下的“极权补丁”，非但补不上经济大萧条的巨洞，反而只会加速社会总矛盾的总爆发。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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