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江澤民「壞死」後，也許又會出來曾澤民羅澤民繼續擾民害民。對於有識之士關於制度的深思，我表示非常的尊重和贊同。對於未來的掌權者，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奢望。但在我看來，一個惡毒小人也代表了他所產生和作惡的土壤。他的「壞死」，對於正在遭受荼毒的芸芸百姓，總是一件好事。
一個罪孽深重的惡棍，人民對他的指責，甚至盼望他的「壞死」，絕不是什麼過錯，尤其是在非暴力的範圍之內。佛家講慈悲，但也講了地獄，告誡世人如果作惡太多，會在地獄中受盡煎熬。人們對於諸如希特勒等人的深惡痛絕，並不表明人們執著於低級的個人怨恨。
江澤民的罪惡，比之希特勒，可以說是一個量級。它對法輪功信衆的迫害與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同樣的惡毒，甚至比後者還有過之，因爲它殘害的是本民族最善良的一羣人。在它的鼓動縱容下，身心健康的人在精神病院中被強行注射損害神經的藥物致死，十幾位女士被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無數無辜百姓遭受比白公館渣宰洞還殘忍百倍的酷刑和凌辱，至今已有近七十人被迫害致死。這樣一個對人類犯下重罪的喪失人性的衣冠禽獸，人們不應該盼望它儘快「壞死」嗎？人們不應該盼望它儘快下地獄償還它的罪惡嗎？
愛因斯坦在二戰後，對屠殺猶太人的法西斯兇手一直懷有刻骨銘心的痛恨，對在迫害中推波助瀾或麻木不仁的德意志民族從來沒有掩飾過他的憤怒和鄙夷。固然，一個人的作惡有制度的因素，但在制度中一個人在善惡之間仍然有很大的選擇餘地，而且制度畢竟是由人構建和運作的。當我們指出個人所應承擔的罪惡並尋求正義時，惡人就無法在制度的掩護下心安理得或有恃無恐。制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據。
對邪惡之徒的義憤與譴責是美好與公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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