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同万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提出：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时间的具体任务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耀邦在这次代表大会及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由胡耀邦提出，经十二大通过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同以前和以后的党代表大会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全面开创......新局面”。这里所提的全面，就是，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仅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时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为了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目的，就要进行全面改革。为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强调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到的“三个有利于”，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讲话中已经定型了。

假如耀邦的上述讲话能够公开发表，并且付诸实行，不仅当时的城市体制改革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后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就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前。

可是，“左”倾保守主义分子深知耀邦这个讲话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由胡乔木出面反对发表和下发耀邦的讲话，耀邦迁就胡乔木，请他修改后再发表，他置之不理。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二百余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后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坚持不许发。不仅如此，2月16日，胡乔木还把人民日报主编秦川和副主编王若水叫到他的家里，狂妄的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在后来一两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一人发言，系统德、异常尖锐地批评胡耀邦。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陈云坚持4%，可是后来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7%。二是反对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当然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陈云愤慨的说：“连一五都要改？”可见，他认为“一五”期间的政策和做法是“拨乱反正”的极限。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的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发言以后，借故离开会场，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后来胡乔木竟然对耀邦谈话说：“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极。”邓小平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此为止。”

可是，左倾阴谋家并没有“到此为止”。邓力群先后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抨击胡耀邦的讲话传达了。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当晚就把讲话纪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上海等几个省、市当晚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接替胡绩伟的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讲话的记录原本送给习仲勋。

在那次批胡的会议上，胡乔木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其他政治局委员均未表态，会议当然没有做出开会的决定。可是，胡乔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后找习仲勋询问，习仲勋说，他不知道，习又找胡启立来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作了工作，邓小平表示：“胡赵格局不能变。”一场未遂政变流产了，但是，发动政变的人，丝毫没有受到追查和批评。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未有的。

2、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发明人是邓力群。他在1983年6月4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话，用以指责那些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接着，加上胡绩伟的新闻工作人民性问题；8月，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带领一批人为“清污”准备文件时点名批评了徐迟、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一批作品。后来，“精神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的问题，他们诬蔑特区是“租界”。

邓力群等人的阴谋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于9月7日找邓力群等极左分子谈话，提出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陈云在全会外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邓、陈的讲话“何时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发表。”但是，10月下旬，邓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却把邓、陈的讲话和胡乔木、邓力群关于“清污”的发言，下发到县级以上党委和干部。同时，北京和各省、市的报刊和电视台，有组织的发表知名人士拥护“清污”的报道和文章。这种“清污”已经超出理论和文艺的范围。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攻击。在军队，把退伍战士申请补助，干部战士在城市找对象，战士收藏美术摄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说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养花、养鸟都受到干涉。

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的抵制：万里表示“农村不搞清污”；赵紫阳表示：“经济工作领域不搞清污”；方毅表示：“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习仲勋找贺敬之谈话，批评“你们在文艺界搞了一场‘小文革’”。1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耀邦、赵紫阳都讲了话，对所谓“精神污染”划出了严格的界限。一场“清污运动”才中途夭折。特别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一针见血，非常深刻。

3、抵制反对“自由化”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制定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你说的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乔木说：“我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讲的。”接着，他就举出方励之的观点，并说：“整党不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邓力群同胡乔木密切配合，大骂方励之，并说：“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有一批人。”“像这样的人，我也主张作为整党的对象。”

耀邦说：“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的上实现共产主义吗？”

习仲勋紧接着说：“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干什么工作也得有个重点，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启立、万里、陈丕显都表示赞成耀邦、仲勋的意见。

正当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抓住大案、要案整顿党风，清理“三种人”的时侯，“左”倾保守分子却利用“文革余孽”王力出来搅局。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通过邓力群致书中共中央，建议取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邓小平看信后指派邓力群征求王力的意见。王力说：“八四年初从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我觉得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显然，王力指责的是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视不够，对%%$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够狠，应当注意纠正。”王力还说：“整党的提法也不科学，应该叫整风。今天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样，一切任务都可以迎刃而解。”请注意“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这个话语的发明人是文革余孽王力，对于“文革余孽”，陈云比邓小平立场坚定，他看到材料马上给胡耀邦打电话说：“王力是什么东西？竟允许他对我们党的各种大事指手划脚？他的目的不纯，是想搞政治投机，我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他的当！”万里也说：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建议中央两案办公室对王力问题进行审查，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来，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1984年2月9日，书记处开会讨论王力问题。习仲勋愤慨的说：“王力要不是‘三种人’，那我们党内就没有‘三种人’了。我认为清理‘三种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有些领导人对于保过自己和支持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多方保护，而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却总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似乎‘表现很好’、‘很听话’，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这一回，如果让王力漏了网，那我们中央机关的整党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习仲勋的发言，对邓小平和邓力群是诛心之论，他们利用王力之流，就像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利用岗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一样。

书记处异口同声，都主张将王力开除出党，邓力群看到众怒难犯，也不敢坚持，他只是说：“小平同志认为王力同志还是能够为党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样处理他，还是由大家定吧。”

在一次讨论干部工作的会议上，邓力群突然离开议题，介绍首钢和第二汽车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并且说“这是小平同志近几年来反复强调的。”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的对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耀邦对他的亲密战友也流露出真情实感。他叹了一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也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要节外生枝？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本来没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像真有鬼了。其实，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

1985年9月18日，正当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北京一批高等学校学生冲上街头，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改革的学生运动。北大校园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是：“中国要向何处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们不要一党专制，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荣的中国”，“邓小平的大家长封建制该休矣，结束那拉氏垂帘听政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即将到来！”，“胡耀邦是当代的光绪，傀儡政权必须垮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呼喊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胡耀邦！”“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邓、赵、李、陈（这是中共法定的排名次序）五位常委开会讨论如何对待这次学生运动。

邓小平起先满面笑容的说：“我看学生闹事是好事，说明了我们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胡耀邦笑嘻嘻的说：“充其量不过是学生们游行示威喊口号嘛，没有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沉不住气了。他指着耀邦说：“人家说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绪。这种语言是侮辱性的，是敌对分子的挑拨。”耀邦说：“对于流传在社会上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们大可不必太认真。关键是我们要把自身搞正确。”邓小平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李先念接着说：“我们宪法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呀！”陈云说：“有必要根据国内一些地域内的情况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规和制度。比如：宪法允许游行示威，但对游行示威要有必要的限制呀！”最后，邓小平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法律化的问题。...我建议由北京市人大就群众游行、示威通过一个地方性法规，条文还是由书记处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义搞。”

在书记处讨论学潮问题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是杀气腾腾，他们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后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习仲勋打断胡乔木的话，作了一个水平远远高于邓、陈和胡乔木的精彩的发言，他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我们从建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认封建的东西仍然遍布于整个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是需要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必须有极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一个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当民众起来反对你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学生运动中，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李先念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合格的领导人，而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却是原形毕露，杀气腾腾。当时如果没有胡、赵、李、习、万的制约，类似“六四”的惨剧恐怕早已提前演出了。

4、和胡耀邦一起，要求邓小平退下来

邓小平同胡耀邦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实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导致邓小平废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则是，胡耀邦希望邓小平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本来，这是胡、赵、万、习的共同意见；但是，在最后关头，支持胡耀邦最坚决的是习仲勋。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干部谈话时，提出了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大胆倡议。他说：“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有没有全局观念，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了。”这个讲话传到各级党组织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胡乔木认为他再一次倒胡树邓的时机已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不反对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

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在发言中支持胡乔木的意见。

接着，胡耀邦发表了一篇坦荡、明快、无私、无畏的意见。他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

耀邦发言以后，邓小平纹丝不动。聂荣臻说：“小平同志都要退下来，我还留在中央干什么？我也要求退下来。我们这些老同志应该在我国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项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们能推动这些成果早日实现，那实在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

习仲勋发表了一篇充满现代民主意识、毫无党腔党调的精辟见解的意见。他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讲到这里，王震激动地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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