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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讯】范子良：致朋友们的一封信 朋友们： 我再次被抄家、传唤的消息，谅大家已从网上和电波中知道了。这次抄家是我退休回湖州后的第3次，也是总数的第4次（第一次是1991年10月31日，在上海；第2次是1999年5月18日；第3次是1999年10月23日）。11月22日这次不但抄家，意想不到的是，国保大队的队长陈生江，一个阴险毒辣的家伙，搜了我的身，抄走了我上衣里面那个口袋里的笔记本，并按图索骥抄走了所以的重要文摘和书信。这次抄家受牵连最大的要数山东牟传珩和王金波两位先生。在此特向因我缺乏警惕而受牵连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歉意！ 用日记、书信网罗罪名、置人死地是毛泽东、四人帮时代惯用的手段。在人类文明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能让张志新因日记而遭杀身之祸的残暴行径重演吗?! 以前几次抄家，均是冲着我个人的，而这次则殃及我家祖孙4代、4个家庭。尤其是我大女儿，一天内数次被叫到公安局问话，而他们在未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妻子、儿子、小女儿也都被叫去问话，无任何手续）还要她签字画押。那个年轻警察唐兵兵（音）对我大女儿非常粗暴，见她坐着说话，竟喝令她站起来，好在我大女儿一句“你敢非礼我”让他悻悻而罢。我被关押的12个小时中，除3次审讯约5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仅是将我扔在留置室不理罢了，还未受到像她那样的粗暴对待。对我小女儿，他们则威胁说 ：“你父亲将会影响你们的前途，也会影响你们子女的前途，比如上学、工作等等。”小女儿反问：“你们这不是株连九族吗？”唐兵兵还无法无天地威胁我大女儿要开除她的工作。这次儿子表现不错，比女儿老练多了，晚上7点去公安局要人，直到陪我回家。总之全家人都经历了一场磨难，经受了一次白色恐怖的考验，我们全家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的狰狞面目和濒临死亡时的疯狂挣扎。 这次抄家传唤他们虚张声势，叫居委会的人也一起来，不料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收获：菱湖镇这个不过几万居民的小地方，上了公安局黑名单的不只我一个人，我是公开活动的，其他人相对隐蔽。据他们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菱湖粮油加工厂有2人，菱湖化学厂有，小商贩中有，附近小镇上有。当然最出名的是我。我虽然至今还不认识那些朋友，但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断替我做广告，慢慢地朋友会越来越多的。22日抓我那天，就有人打抱不平：“听美国之音也抓，我愿意替他送饭。” 在这里还要感谢朋友们及时发布消息，使这些恶棍不敢为所欲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签订人权协议才走，英国议会因为中共人权记录过分恶劣而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因此他们才不敢肆意妄为。 下面一段是公安要我作出的“保证”（当然我未用“保证”2字）：一、不与香港的卢四清先生联系。他们定性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为敌对组织。我不同意他们的定性，数说了卢先生的贡献。不过朋友们如与卢先生联系可要小心，呼191-1930604会被录音，他们曾追问我在10月份给卢先生未打通的电话，我怀疑191中国联通已受控于国安部；二是不准与中国民主党联系；三是不准录制和接受外来资料。我说可以，但不包括牟先生那样的独立撰稿人的文章。 此颂 平安！ 范子良 2000年11月23日 附：我的感想 国际媒体的一则电讯稿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人权协议，而协议墨迹未干，她刚离开中国 就发生了中国警察迫害崇尚人权的民主人士的事件。这显然是对联合国、对罗宾逊夫人此行的莫大讽刺。”电讯说：“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政府不打算认真执行这个人权协议 也不会执行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98年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21世纪的世界潮流是什么？世界公认：全球化是世界潮流；信息化是世界潮流；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尊重人权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 有学者将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开放分为5个时期：第1个时期是15、16世纪的明皇朝；第2个时期是19世纪末晚清的洋务运动（亦称同光新政）和戊戌变法；第3个时期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第4个时期是1949年起的毛时代；第5个时期是邓、江时代。毛时代不是开放，而是闭关锁国，将历史大大倒退到明皇朝以前的专制独裁时代，经济全面崩溃，仅仅一个大跃进就饿死那些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达三、四千万之众。邓江时代经济上开放，政治上仍旧维护专制统治，不肯实行民主，甚至还不如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因笔记被抄走，5个时期或阶段还是4个，记不清了。本文引用的其他一些资料也有不确切之处。）。 与我国第1个时期的明皇朝同时的，正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使欧洲的科技、人文和社会科学迅速发展，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中国，经济也曾顺着这个潮流发展，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中国的国民总产值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的总和。如果我们中国能沿着这条路走到现在，那个共产幽灵恶魔没有降临神州大地，那么，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不说与美国比，起码也能达到现在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我这个推断与严家其先生研究的结果相一致，严先生在一本著作中说可与法国比。 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就有那么一种劣根性。经过抢权夺权，新皇帝坐上旧龙椅之后，必然要回归专制独裁的老路，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只顾自己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今天，时间已进入21世纪，统治者仍抱着一党专制这具僵尸不肯放，只顾一党之私、一小集团之利，贪污大案从亿、十亿、百亿上升到千亿的天文数字，而生活在底层的工人下岗失业，农民挣扎在生存线上，连温饱都得不到保障。 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只有两条绝然相反的路：一条是走全球化、市场化的道路，融入国际大家庭，尊重人权，实行民主，经济定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必将超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另一条路是仍旧回到毛泽东那条封建专制独裁的死路，继续剥夺人民的各项公民权利，不尊重人权，不进行政治改革，不依法治国，老百姓继续过苦日子。 通过比较对照，我们对这个开放的世界的潮流在历史上的演变，一定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了。顺应这股世界潮流，定会国强民富；违背这股世界潮流，其后果每个中国人都曾尝过。因此，你们才是真正的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反动，这个反动与你们在抄家物资清单上所写的“反动资料”的“反动”截然相反，是你们把它弄颠倒了。这个大是大非不得含糊，不能搞反了，否则就会使历史倒退、民族遭殃。当然你们中的多数人还是分得清这个是非的，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不得不做违心事、说违心话。但也有人贪心不足，想吃更好的饭，贪图更大的享受，不管别人死活，如此下去这些人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 联想到最后一次审讯时，也许那位审讯官年轻气盛，他说：“我不但要管你，整个菱湖镇的人都要管。”他这番话说出了目前中国警察的真实情况，也很对，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的警察的关系绝然不同了。那些国家的警察是由纳税人养活的，因此要为纳税人服务，不能“管”纳税人，遇事被纳税人训斥，只得唯唯诺诺，不敢对抗。中国的警察就不同了。据多数警察反反复复教训我时称，他们是由“党”养活的，钱是“党”给的，因此要报效“党”国，“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咬谁就咬谁；至于老百姓，只能乖乖地被他们管了。不过有一点我一直弄不明白，“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党”是谁养活的？ 这次抄家，据妻子事后告诉我，你们要她在一张已事先写好字的纸上签名，说你们在抄家过程中没有违法现象。这显然是掩耳盗铃。抄家是冲着我来的，对我采取这个行动是否合法，时间、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判决。将抄家任意扩大到4个家庭的4代人：小孙女的学习用品你们抄走了 80多岁老太太的房间你们也闯进去折腾一番，吓得她精神失常；儿子用的白纸也一起抄走；妻子的香功录象带如果也在抄家的范围，那么菱湖镇上有半数人家都可抄，这是一；第二，由国家出版社出版、国营书店出售的书报杂志如果也得查抄，那得开几部大卡车到菱湖街上，那么多书店、文具纸张店、邮局的书报杂志发行点，一定满载而归，战果辉煌；第三，甚至连洗衣机内已浸泡肥皂水的待洗衣服，也要放干肥皂水翻个底朝天，恨不得掘地三尺挖出你们所称的“反动资料”，可惜我家的地板只要挖（要用风钻）半尺就能把一楼住户的天花板挖透，难道这也是“合法”？所以我请你们自己改正错误，不然我要向上申诉，并保留向外界揭露的权利。 记得六七十年代，中共大批苏共修正主义之际，我在上海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深夜开了一辆拆除了牌照、截断尾灯和刹车灯电路的小汽车，偷了一只邮政信箱逃走。这显然是为了从中国老百姓的通信中窥探中国的社情民意。到了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部也仿效它的苏联老大哥，将黑手伸进公共的邮政事业，将保障公民通信自由的宪法践踏得体无完肤，将为所有公民服务的邮政事业变成了一党控制全体公民的工具，从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前面已谈到今天是全球信息时代了，通过互联网能得到一切想得到的信息，也能将各种信息送到想送的任意一个地方。电子杂志《大参考》像天女散花那样，要进入中共中央高层任何一台电脑都似探囊取物。据说今年全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690万户，且每年都在成倍地增加，还有卫星通讯电视、电传电话、无线广播等，真是无孔不入，像我这样手工抄写可是原始落后得老掉牙了。你们花如此大的警力对付我，摆出一付招摇过市的架势，并不能说明你们的强大，却恰恰暴露出你们的怯懦、得不偿失、徒劳无功。当然你们也在努力对付先进的通讯工具，实行封锁干扰，如在互联网上筑“防火墙”，窃听电话，干扰国外电台……最拙劣的一招是去邮局偷信，这种卑鄙的做法，只能算是小人，如果拿到国际上曝曝光，除了抵赖，只是将一个堂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大国面子丢得精光。 尽管你们煞费苦心，还是收效甚微，普通中国老百姓仍能不断呼吸到外界的新鲜空气。据美国之音推测，有上亿中国人在收听外国广播。最近在自由亚洲电台《听众热线》和《老百姓的声音》节目中，有两位令全体中国人尊敬的听众，一位是上海的宋先生，另一位是浙江的赵先生。听赵先生的口音，有点像湖州官话。他们两位都身患绝症。医生已明确告诉宋先生，他活不了多久了。但宋先生并未绝望，他要充分利用死前极其宝贵的时光，把自己这一代和上几代经历的苦难告诉人们，让子孙后代（也包括他的同代人）早点醒悟：这苦难来自何处？因此他在《老百姓的声音》热线上发表《死前杂谈》，已从“之一”讲到“之五”。如果病魔不过早夺走他的生命，我想他会继续讲下去。别的听众每次只能讲5分钟，他可以讲15分钟，据说还为他制作了专题节目。他在《死前杂谈》中揭露、控诉了毛泽东、共产党的滔天罪行、暴行、丑行、恶行，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他的控诉，使人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如此忧国忧民，就如鲍彤先生的《忧思录》，其高尚的情操，令人肃然起敬。当然，我希望你们不要去镇压他们，因为他们是在履行神圣的言论自由权。
（范子良于2000年11月23日） （作者简介：范子良，男，1938年3月13日生，浙江湖州人，原上海铁路局职工。多年来从事人权民主运动，数次参与人权签名活动。尤其是近年来，他手工录制、整理、复写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海外媒体的广播稿，自费邮寄给外地朋友，为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和启蒙民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欢迎其他朋友同他交流，地址：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周家弄3幢西单元206室，邮编313018；女儿沈茜的地址：菱湖镇新墩生活小区44幢2单元603室，邮编313018。）
转自(大参考)
(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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