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江泽民在自己底气最不足的时候，选对了管家曾庆红。曾庆红怎样协助江泽民改组武警，把「看家」部队掌在自己心腹手中，以及如何赎买杨德中，用上将军衔使其同意交权给江泽民的卫士长由喜贵，已有很多披露。对他来讲，那还是牛刀小试，他在政坛上还有更为精彩的施展。抬胡压赵拉拢胡耀邦旧部

随着曾庆红在中办负责人的位置上完全实现大权独揽，无论是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还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法委员会，甚至中央军事委员会，都是由曾庆红负责「联系」并处理其日常工作，江泽民在中共高层的地位也日益巩固。

他协助江泽民制定拉拢和培植政治亲信计划的第一步，便是所谓「抬胡压赵」，在彻底肃清赵紫阳旧部影响的同时，防止因「六四」事件失势的一批赵紫阳旧部东山再起。曾庆红本人对胡怀有敬意。早在胡去世不久，曾在上海说过：党内从来就没有个「胡派」一说。但如果人们硬要说我是「耀邦的人」，我也从不反驳。

江泽民刚当上总书记的头几年里，常在内部讲话中动不动就是党的前两任总书记「犯了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1990年底，胡耀邦家属要求中央办公厅送胡耀邦骨灰去江西安葬。江泽民等人下令安葬仪式从简，不准任何国内媒体报导。当年12月5日，中共领导人中祗有乔石前往机场，为老领导胡耀邦送灵，陪同家属去江西的则祗有温家宝，而江泽民、李鹏等没露面。

从94年下半年至95年初，江泽民突然对前总书记胡耀邦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在曾庆红的陪同下亲自在江西「共青城」拜谒了胡耀邦亡灵，亲自为墓碑题词，并向胡耀邦遗孀和子女表示了他对胡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在几次高层会议上要求高级干部要学习胡的廉洁奉公精神。北京政界人士分析说：这是江泽民倍感势孤力单的情况下打出的又一张政治牌，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赶在邓小平去世之前与胡耀邦派系人马联络感情，在高层寻找更多支持者。另外一层原因，是江泽民在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层层腐败透顶的危难局面下，要藉宣传和彰显胡耀邦清廉形像的办法「救党图存」。

1995年春节期间，曾庆红专门打电话给胡耀邦妻子李昭，强调是代表总书记向她全家拜年。江泽民在公众场合见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亲切问候之外，还没话找话地向在场众人询问各位是否知道他是我们前任总书记的长子。

江泽民上台之初，曾庆红就政治元老子女在政坛争风吃醋，互相攀比的现象向江泽民进言，于是高层才在每个元老家族里至少安排一个副部级接班人的问题上达成默契。又是曾庆红为江泽民解决了胡德平不好安排的问题。当时胡德平在中央统战部任局长，因其一贯「自由化」思想严重，再加上在「六四」问题上立场不鲜明，江泽民即使想提拔他担任统战部副部长，中组部那里的说服工作相当难作。难题交给曾庆红后，曾庆红立刻上门与胡德平谈心，安排为工商联副主席，成为副部级。

中共十四大人事安排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赵紫阳派系基本不安排或不提拔；一度受压的胡派人马则「重新出山」，特别是胡锦涛和尉健行的冒升及王兆国自福建回北京，突出证明这一点。团中央系统一批人也在十四大前后安插进人事部、新华社等。为江起草「独立宣言」

曾庆红自入主中南海之后，每年都要投入精力和时间，负责每次中央全会的组织筹备，特别是文件起草工作。

1994年9月，中共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十四届四中全会，并按照常规，28日闭会当天对外发表「会议公报」称：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概要。但会议结束后，《决定》内容却一直拖到10月6日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次日统一见报。

笔者仔细阅读已发表的《决定》全文后，发现有一处最为关键的内容，在四中全会结束当天《会议公报》中没有引述。这段内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包括：「在组织建设方面，恢复和逐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用党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向天下昭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在政治上「独立自主」；邓、陈两位「东、西太后」的垂帘听政时代已经结束。

据说，中共四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子女在看到这份《决定》的草稿时，即讽剌说：这分明是江泽民「独立宣言」。

另外，曾庆红在主持起草四中全会《决定》时，力主加进的一处强调江泽民作用的内容，据说也在党内引起反弹：「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全会讨论此《决定》草稿时，不少与会者提出这样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六十年代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及毛泽东死后华国锋自吹自擂的年代。以曾庆红为代表的主流意见认为，华国锋因为没有考虑「政治提前量」的问题，直到毛泽东病危期间还没有抓紧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至于在正式当上「接班人」后，几乎没有过上一天有职有权的舒心日子，便很快被政治对手打翻在地。历史把他江泽民突然推到华国锋当年的位置上，而且政治处境又与当年华国锋极为相像，如何避免华国锋的下场？曾庆红认为：既然历史已经走到这一步，坐到总书记位置上已没有退路。如现在还不抓紧确立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独立自主形像、总书记个人权威的形像，那么邓小平去世后还会出现另一个邓小平。

十四届四中全会的「独立宣言」正式发表二十多天，《解放军报》上就别出心裁地用半版篇幅发表三张尺寸基本相同，被摄者的姿式几乎一样的「领袖照片」。从三张照片的选题及整个版面布局来看，编辑人员确实是大费了一番苦心。给读者第一个视觉效果就是令人联想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大陆各地都把华国锋与毛泽东画像并列的历史。号准老邓心病对症下药

1995年9月底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未如外界事先所传，安排王瑞林出任军委秘书长，亦与曾庆红有直接。

曾庆红心里非常清楚，「六四」镇压是邓小平晚年的最大政治心病，最担心的就是他自己死后，党内有人藉「六四」平反对他进行鞭□；而杨尚昆就或明或暗地撇清自己。

本来，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后，一方面安排杨尚昆辅佐江泽民，一方面也对他自己去世之后，党内出现第二个「太上皇」有所警惕，所以在江泽民等人鼓动倒杨之前，即已经决定让杨尚昆、万里等政治元老全部退出政坛，同时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而在江泽民通过邓质方将曾庆红搜集到的杨家将罪状呈上以后，很可能令邓小平不由得回想起他本人在1989年5月中旬，决定调各路野战军前去「拱卫京师」时，杨尚昆就就曾表示过调军队进城容易，但对人民军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像将会受到何等负面影响，令人担忧。

为江泽民搜集打击杨家将黑材料的故事在中南海内外传开后，中共元老子女也不得不佩服曾庆红号准老邓政治心病，对症下药，「老辣得可以」。倒杨后江对邓敢于说不

「倒杨」成功，是曾庆红、汪道涵帮助江泽民巩固总书记地位的关键之举。因为邓小平亲自废黜自己选定的两个接班人胡、赵，中共内部已经有人因此讽剌邓小平是自断左右臂膀，将自己变成了「政治维纳斯」。所以邓小平「卸磨杀驴」「倒杨」的惯伎使得许多过去想藉邓家势力一展政治宏愿的人，都开始与邓家疏远。「倒杨」结果，导致邓对江泽民、李鹏等人彻底失去控制能力。

中共十四大开过不久，曾庆红曾经对手下心腹说：总书记现在不但有独立决策权，更重要的是使用否决权的时候，再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事情了。

而江泽民第一次对邓小平说「不」字，就是在提拔王瑞林的问题上。

有理由认为邓小平在十四大前夕决心倒杨的同时，实际上早已经想好，在十四大开过一段后，找机会让王瑞林进中央军委并出任军委秘书长。大概是1994年夏天，海内外盛传迟浩田将升任军委副主席，王瑞林任军委秘书长的「谣言」。

正在抓紧时间筹备十四届四中全会的曾庆红，利用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全会筹备情况，特别汇报海外对此次全会议程的种种猜测，并强调海外媒体关于中央军委人事变动的「内部消息」，完全是基于海内敌对势力政治需要，总想藉我高层人事频繁更动的表面现象，证明我政权内部不稳。

接着，当江泽民便带曾庆红赶到邓府，向仍未在彻底交权问题上吐口的邓小平汇报四中全会筹备情况。因为军委人事安排暂时不动是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而加强国务院领导力量又是邓小平「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具体落实，这种打着老邓旗号否定老邓「建议」的手法，令老邓有气说不出。接下来，便是四中全会以党中央全会决议形式，正式对外宣布邓小平「第二代领导集体」政治寿命的结束。

据说江泽民在这次汇报中，也特别表示待1995年五中全会上再进行军委人事更动，届时将会安排王瑞林、迟浩田等同志补充进中央军委。此前江泽民已经遵照老邓旨意给王瑞林安排了上将军衔，这番许诺更令放心。

而从1995年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出台的军委人事增补结果看，江泽民确实是不动声色地把老邓玩了一下。五中全会前夜，江泽民提出的军委委员增补人选，虽然既有迟浩田，也有王瑞林，但却把由他江泽民亲自提升为上将的张万年排名在迟之前，名列刘华清、张震之后。更妙的一招是，江泽民虽然没有违背对邓小平的承诺，在五中全会上将王瑞林也安排进中央军委，但职务却仍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在军委内名次排名，祗能放在新任总后勤部长王克之后。而政治部副主任出任军委委员，在中共军史上可说史无前例。王江泽民是为防止「迟王联手」，威胁自己对军权绝对控制。

自1994年邓家子女对外放风迟王二人要接替刘华清、张震两位「老红军」后，海外便有「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江」评论出现，曾庆红为江泽民出了提升张万年，压住迟浩田的计谋，一生精于权术的邓小平，万万没想到在江泽民的幕僚曾庆红手里栽了一把！救党对元老子女恩威并举

对党内元老子女「恩威并重」，在限制和警告其中一部份，重点打击个别典型，拉拢启用另外一批，亦是由曾庆红一手筹划并具体组织实施。

曾庆红早有指示，要求周北方专案组将所有调查材料、周北方的自供状中，与邓质方有关的内容全部交给他亲自处理。为此，曾庆红还特别从他主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中选派一名副局级干部，并配备中办机要局两名工作人员，在周北方专案组日夜监守，凡涉及邓质方的材料，专案人员一律不准在个人笔记本上记录，录音带和周北方的自供材料，一律不得复制、复印，随时由机要人员集中送曾。

曾庆红非常明白，反腐救党行动的开展，邓小平无法表示反对意见。在此之前，曾庆红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选内容时，特别强调要把反腐败的内容，要把邓小平要求家里子女不能违法乱纪的内容统统保留。

人们还记得邓小平的三公主邓榕从1994年底到1995年初，接连在北京和美国等地接受西方记者采访。当时邓榕利用外界对邓小平寿命的关心，拼命为自己打政治知名度。一些人更撰文称赞邓榕已是中共「政治新星」，这引起江泽民及曾庆红一班幕僚高度警惕。

曾庆红为江泽民想出了「先发制人」的主意，即抓紧时间，赶在邓小平人还在世，抢先一步行动，先把邓家子女经济把柄抓在手中再说。

1994年下半年，无锡邓斌等人与北京市国安局合伙骗财的案件事发，曾庆红感觉到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一箭双雕的绝好机会。一是可以利用北京市国安局副局长李敏等人的被捕，攻破陈希同北京政治堡垒；二是可以借李敏之口，供出周北方行贿，打击邓家子女嚣张气焰。曾立即要求此案由中央有关部门、江苏省和北京市联合办案，但所有工作单位在北京的被收审人员，一律押解南京关押审讯，曾庆红则在中南海里直接遥控指挥。

在此之间，曾庆红手下的秘密调查人员，早已掌握周北方的老婆孩子通过北京市国安系统顺利移居香港的事实，祗是苦于没有抓到周北方为此行贿的真凭实据。眼看李敏交待问题避重就轻，曾庆红立刻指示，可以直接挑明问题，问他从周北方那里得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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