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其掌握國家政權的慶典。自此，這塊原來皇宮禁苑前的空地，就成了「共和」國一個最重要的政治象徵，那些雕刻着中國王朝圖騰的門樓和華表，被尊奉成了「人民共和國」的新圖騰。

在中國大陸，兒童剛一懂事，就通過種種躲不開、避不掉、無處不在的灌輸知道了他們的一個好去處：天安門廣場。還不僅僅止於知道，上學之後，美術課的最初啓蒙內容之一，就是學畫天安門城樓。這樣，幾乎每一個「有文化」的中國人，從小就都親自動手把這一圖騰的形象鐫刻在自己那張尚未被黨塗抹上什麼東西的「白紙」上。由此，如果說「不到長城」還只是算不算「好漢」的問題，那麼，不到天安門廣場就等於沒到過北京，更遑論長城或好漢孬漢。

天安門廣場成了中國人的麥加，那不是毫無道理的。如果你問那些住在北京、到過北京、或到過天安門廣場的中國人，領導他們已經半個世紀有餘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在北京的什麼地方辦公，能回答上來的人恐怕寥寥無幾。當然，實際上，多少年來，從沒有人深究過這種事。對普通中國人來說，他們上知道毛澤東、江澤民「活」在中南海里，下知道黨支部書記住哪棟小樓也就夠了。黨無處不在，想找「中央」卻沒門。也許，「中央」就是通過這種實實虛虛、虛虛實實的方式，保持了昔日帝王才擁有的那種「威不可測」的權威。然而，不知道「中央」在什麼地方辦公，也就自然不知道「中央」的具體形象；沒有形象，就沒有圖騰；沒有圖騰，就無法形成政治凝聚的象徵……還是「中央」巧妙地化解了這一矛盾：乾脆把天安門廣場稱作「心臟」。好在這個心臟距離那個「真正」的心臟不算太遠，既能滿足圖騰和凝聚的需要，又能保證心臟的安靜和安全。

於是，天安門廣場就成了「祖國的心臟」，成了中國政治的象徵和圖騰。天安門廣場見證了衆多中共欲昭示於世的活動和慶典，同樣，它也目擊了那些中共不想爲人所知的舉動和事件。

正是由於一黨專政的極權政治結構所具有的政治象徵的單一化及其圖騰化，使得所有抗議行動都不可避免地以這一象徵及其圖騰爲目標，由是，所有抗議行動──不論抗議者的初始動機是什麼──就都具有了政治性，此所謂「廣場效應」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政治架構下，任何破壞政治象徵的行動，都是動搖政治結構、瓦解政治凝聚力的政治性事件。象徵是單一的，回應也只能是單一的。象徵是政治體制的一個濃縮，而任何一種抗議也只有藉助這一濃縮才能放大其影響。既然天安門成了「心臟」，那麼，它就註定不僅僅是慶祝與慶典的地點，而一定會成爲抗議和發泄的場所。

因此，「五四」學生尚可以去某一具體目標──外交部長的宅第趙家樓──表達他們對政府某一舉措的不滿，而「六四」學生就只能到天安門廣場這一既非政府辦公地、也非執政黨所在地的公衆場所來公示自己的主張。

這並不奇怪。如果人們不能到會場去用手來表達他們的意願，那麼，他們就會想方設法地在公衆場所用「腳」來宣示之；在沒有實現政治多元化的國家中，任何種類的社會抗議行動，就都會具有針對單一政治象徵的單一指向性。具體到天安門廣場，具體到法輪功，持續不斷的抗爭，就如同插在中共心臟上的一枚拔不掉、折不斷的鋼針。

自從天安門發生第一起「事件」後，其後的事件就要排序成爲第N＋1起。任憑中共如何防範，廣場上的事件都不會絕跡，而只會防不勝防。只要天安門廣場不改變其「心臟」的性質，那些針對中共的抗議事件就會越來越多地選擇在這一地點發生，因爲天安門廣場的圖騰性與象徵性，常常更能顯示出抗議行爲的正當性和指向性。

當然，抗議者的抗議行動可能會令那些視天安門廣場爲麥加的人的不滿以致憤怒。但是，這其實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那些憤怒者也許並不知道，不讓他們憤怒的方法只有一個，即摒棄政治圖騰，消除單一的政治象徵，從而分散抗議者的指向性，並在指向性愈益清晰化和具體化的基礎上，增加其抗議地點和方式的可選擇性。說到底，這其實也就是變一黨專政爲多元政治。當然，這就得問一問中共願意與否了。如果中共願意，那麼，所謂的聖地也必然隨着單一政治圖騰和象徵的消逝而消逝。若中共不願意，那麼，那些把天安門廣場當成聖地的人，就得持續不斷地忍受種種絡繹不絕的「不敬」行爲。或許，他們會在持續不斷的憤怒中，發現那些抗議者爲什麼要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理由，日後說不定也會把他們自己的憤怒發泄到同一象徵物上。
轉自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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