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大一个中国，数十亿人众，保持舆论一律本是件难事，然共产党做到了，方法也很简单：一曰杀人、二曰整肃、三曰洗脑。建国之初一个“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杀了二百万的“敌对势力”，至于“整肃”及“洗脑”则是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的目标，因此直至“文革”结束鲜见不同的声音，整个中国被弄成一种声音，一个步调，用行话说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大大小小的运动可以说已把中国人整得胆小如鼠。
而中国的国民性似乎也并不甘于此，于是有了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民众公然表现反叛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竟然使得当局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一伙极不得民心的执政集团以政变方式被逮捕法办，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一个鲜见的案例――既水可以载舟也可以复舟。
七六年之后，中国进入了经济上改革开放的阶段，而民众的自我意识也开始复苏，七八年的民主运动第一次对共产党集团进行了挑战，至此之后而兴起的已不再是能左右民众的共产党的“运动”，而是民众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反叛运动”。这些大大小小的“反叛运动”汇集至八九年来了一个大的爆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89民运”；因此89民运只是一个阶段性大爆发而已，不是一个偶然突发事件。
89年的六四屠杀及之后的清洗，虽然暂时使民众保持沉默，但是一种新的叛逆和反抗则在沉默中酝酿和形成，十年之后又以一种新的形式破土而出，这就是98年的政治反对派――中国民主党的出现，99年法轮功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出击。这两个有组织的反对派的出现并非出自偶然，它只是89年无组织反抗的一种延续，是简单的自然法则导致的一种自然现象，虽然当事者也许并不明白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意义，但它代表了“天意”或自然之意。
“法轮功”之所以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它的信众之所以充分表现出了那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气慨，全在于他们秉承了一种冥冥之中的神密力量，这股力量使得中国人恢复悟性、胆量和勇气，这就是使这个民族几经死而复苏的力量，我们且把它称为“中国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法轮功只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代表，中国人恢复了自我意识，中国开始苏醒，这就是法轮功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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