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對於整個社會、還是僅僅對於執政集團內部，能夠整合各種利益集團的力量只有強制權力和既得利益，利益至上成爲新世紀的座用銘。每一個利益集團都在挖空心思地使現行制度的運行向有利於本集團的方向傾斜，以便擴大自己的受益範圍（起碼要保住既得利益），並把成本和風險儘可能轉嫁給別人（當然，在中共現行的體制下，風險和成本的最大承受者一定是社會弱勢羣體）。當中共把執政後靠絕對權力強制性積累起來的資產（國有資產）瓜分完畢，它的使命即告完成。

　　現在，大陸中國的社會轉型的代價最小方式，應該是執政黨主動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開明時代過去之後，中共就全面擱置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打壓體制內外任何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因此，把新舊世紀之交的希望寄於中共的第三代無疑於癡人說夢。在中共執政五十年的慶典上，第三代非但沒有對早應該沈痛反省的歷史進行反省，反而仍然沈浸在陳辭濫調的自誇之中，什麼"中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只有中共產黨能夠救中國和領導人民建設現代化的中國"；仍然沒有一點點撕下僞裝、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和向人民道歉的誠意。他們對過去的反省是彌天大謊，對未來的展望是自欺欺人。

　　但是，無論中共怎樣自我標榜和歪曲歷史，在六四血案十二年之後和二十一世紀開始之際，中共執政五十年的累累罪惡，已經使其頭上的理想義光環暗淡，其"偉大光榮正確"的自誇已經無人相信，它的真面目赤裸裸地呈現--依靠暴力、謊言和利益收買來維持執政地位的犬儒黨。如果說在鄧小平時代，鄧還能夠用"小康承諾"代替"階級鬥爭"來購買民意的支援和人民的沈默，那麼現在維繫著專制權力的只有刺刀、謊言和用公共資產收買擁護者。要說行賄，現在的執政黨才是最大的組織化程度最高的行賄，整個國家的所有資產都可以供權貴們監守自盜、收買人心和任意揮霍。五十年慶典過後，有一篇在民間流傳很廣且衆口皆碑的文章《風雨蒼黃五十年》，作者李慎之是一位參加過1949年中共執政慶典的老共產黨員，這位老人對中共執政的五十年所製造的一次次駭人聽聞的大悲劇進行了極其沈痛的反省，這其中所透露的民意值得所有的中國人、特別是執政者們深思。更重要的是，中共維持其獨裁統治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強權僞造歷史和造成民族記憶的空白，這種僞造的歷史和強制的意識形態灌輸，將徹底竄改和毀滅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只有中共創立新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豐功偉績，而沒有中共所製造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災難，經濟建設的成就掩蓋了中國人爲此所付出的巨大的不成比例的人權代價。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沒有對國共兩黨在抗戰和內戰之中的歷史真相的了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沒有對從鎮反到反右、大躍進的記憶，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沒有對文革的記憶，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沒有對六四大屠殺的記憶……這種由執政黨精心製造的一代代民族記憶的扭曲和空白，割斷了真實的歷史，扼殺了自省和汲取教訓的機會，抹去可以昇華民族精神的苦難，使中國人在整體上無法積累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其結果，就是每一次大變革都要回到原來的起點，歷史呈現出原地踏步的惡性循環。

　　時至今日，毛澤東之所以仍然是民衆心目中的偉人，中共在民衆中之所以仍然是推進改革開放的唯一領導力量，就因爲在文革結束之後，執政黨對歷史的清算不是以人民和民族的長遠利益爲標準，而只是以維護其獨裁政權的既得利益爲底線。沒有還原1949年以後毛澤東及其中共五十年的執政真相，沒有通過小學、中學、大學的課本和講壇講述真實的歷史，沒有訴諸於大衆傳媒充分地揭示真相。中共不但自己嚴密封鎖歷史檔案，不進行還原真相的清算，而且強制性地壓制發自民間的對歷史的清理。所以，一個民族的記憶和歷史不能總是從零開始，不能只讓那些經過執政者及其御用史學的精心剪裁的所謂輝煌文明佔據心靈的主要空間，拯救歷史和恢復記憶，不僅關係到當下改革的方向、手段、策略和步驟，更關係到中華民族是否有一個健全記憶的未來，以便防止過去的悲劇一次次重演。

　　如果我們認真地清理中共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共不僅是執政後才變成一個暴力加謊言的黨，而且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就已經如此了，只不過在它執政後，因爲握有了絕對權力而變得肆無忌憚罷了。首先是暴力（這是中共政權的核心支撐）。中共從建黨之日起就以崇尚暴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爲旗幟，以用暴力奪取政權的列寧主義政黨爲典範。無論是奪權還是掌權，強權暴力是中共一以貫之的品質。奪權時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不僅是對國民黨，也是對中共黨內。中共的黨內清洗之殘酷、波及面之廣遠遠超過史達林的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自1921年中共建黨以來，從未中斷對內的"整風"、"肅反"式的清洗，從"高繞反黨集團"到"彭德懷反黨軍事俱樂部"只是全面大清洗的預演，文革才是黨內清洗的登峰造極。我在這裏僅就大陸老百姓不甚了解的中共執政前的清洗做簡要的例舉：1929年，中共在蘇聯的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進行了旨在清黨的"十天大會"，結果是學校停辦，幾百人蒙受冤屈，很多人被捕，一些人自殺或失蹤，一些人被迫害致死，一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三十年代，中共先後進行了整肅"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等多次肅反運動，僅在肅反中被濫殺的人至少有三萬多，蒙冤者無法統計。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搶救運動"，被濫殺和被冤枉的人數沒有準確的統計，我只能例舉一、二，讓讀者自己去推斷了。西北公學有五百多人，僅有二十人不是「搶救」的物件，被「搶救」的特務的比例高達96%；綏師挖出二百三十個特務，佔該校總人數的73%，年齡最小的特務是隻有十四歲的女孩劉錦梅，甚至連七歲的孩子都成爲搶救的物件。在整風中，僅延安一地就有五十六人自殺。而這一切都是在中共羽翼未豐、只求自保壯大的在野時期發生的！後來通行的審幹制度和個人檔案制度就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建立的，所有的人必須填寫表格，詳細如實地向黨組織交代個人的簡歷以及親屬關係。從此以後，與每個人性命攸關的檔案，就一直作爲組織控制個人的祕密武器跟隨著每一個人。

　　中共執政後的暴力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從五十年代初的"三大運動"到六十年代的文革，從五十年代末的"六匪?大屠殺到九十年代末的鎮壓"法輪功"，中共五十年的執政史就是血腥暴力的歷史。暴力手段在當今的反腐敗和嚴打之中也是中共的唯一殺手鐧。用於暴力鎮壓的殘忍手法，也是從二十年代貫穿到今天：虛構敵人和編織莫須有的罪名，嚴刑逼供和疲勞審訊，誘騙招供和鼓勵"小報告"、誣陷、背對背揭發，樹立正反面典型，黨小組會的揭發批判和羣衆大會的揭發批判、遊街示衆、公審處決和祕密處死，有比例的殺人、逮捕和無法控制的濫殺濫捕……等等。如此野蠻的政黨也只能選擇一黨專制的現代極權主義，決不允許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與之共同分享權力。

　　其次是謊言。滿清的垮臺後，中國傳統的靠血緣關係傳遞的「家天下」法統隨之完結。被迫洞開的國門使西方的現代人民主權觀念傳入中國，在內憂外患之中的強國戰略的指引下，中國的政治精英接受了政權合法性（法統）源於人民授權的現代政治觀。袁世凱時期開了國會，隨即的皇權（家天下）復辟導致袁的滅亡。這之後，儘管所有政權在實質上都是暴力集團的工具，卻不得不在外在合法性上冒充人民授權，任何政治家和政黨都不再敢於公開挑戰被公認的人民授權的民主原則。孫中山和蔣介石的國民黨如此，中共亦如此。孫中山制定"五權憲法"和"軍政、訓政、憲政"的漸進憲政民主化綱領；蔣介石制定主權在民的《憲法》和召開國民大會；中共也制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和建立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國民黨執政時期制定的《憲法》與中國執政時期制定的《憲法》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沒有"國民黨或XX階級領導的專政國家"的總綱，而後者的《憲法》則非常明確地把"中　共產黨的領導"和"工人階級領導"的"專政"國家寫進了總綱，由此在立法上奠定中共　駕於人民之上的統治地位。前者的專制只是漸進憲政民主化過程中的最初秩序基礎，其最終目標是憲政民主制度，而後者的民主承諾只是建立一黨獨裁體制過程中騙取民意支援的手段，其最終目標是沒有任何個人自由的極權體制下的共產主義烏托邦。

　　中共之所以能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贏得民意的支援，是因爲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太腐敗無能，中共又處於在野的相對弱小的地位，它始終高舉著"反獨裁、反專制，爭民主、爭自由"的旗幟吸引不滿現狀的各路精英，以對抗執政的國民黨。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無論對執政的國民黨，還是對無黨派的各路精英，都是一種謊言和陰謀。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時期，中共把民主的旗幟舉得最高。1937年毛澤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提出要爭取實現"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並且說如果沒有這些自由就無法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毛認爲中國的"大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從1940年到1946年，中共所控制的報紙《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共發表了近百篇"反獨裁，爭民主"的文章，要求人民應該享有"人權、政權、財權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扇?。毛澤東多次以聯合國的國際公約和美國的《獨立宣言》來爲中共存在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周恩來在致馬歇爾的信說的很清楚："吾人相信中國將採取之民主，應效法於美國。「吾人所稱將循美國之途徑者，乃指獲致美國式之民主及科學，並使中國採取農業改良，工業化，自由及個性發展等。」軍隊制度，應該以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軍隊制度爲改革的榜樣。「庶幾能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繁榮之中國。」中共甚至對現代的民主憲政都有精到的了解，知道憲政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的權利，另一方面是限制政府的權力。1946年中共在和平民主建國的綱領性文件《雙十協定》上籤了字。1949年中共執政後召開的第一政協會議所通過的《共同綱領》上，也有對中國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承諾。中共向世人宣告："中　共產黨一向是忠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話，都是兌現的。"而中共執政後的歷史事實則告訴世人，中共在奪權過程中和剛剛執政時對人民、對社會各界精英的承諾，直到今天一條也沒有兌現。

　　其實早在國共內戰時期，由儲安平主持的自由主義刊物《觀察》已經看透了中共的極權主義本質："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基本自由。「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儲安平如是說。

　　"共產黨則根本否定自由，其干涉之嚴密更甚於國民黨。"楊人　也如是說。"國民黨掌政時，各黨各派雖不能自由活動，假使一朝共產黨握得政權而國民黨垮臺時，則各黨派將更無立足之餘地。"羅隆基又如是說。中共執政後的歷史已經完全驗證了以上的判斷。中共所謂的"人民當家作主"不過是一黨替人民當家作主，進而是一個現代皇帝替人民當家作主。儲安平在反右時期所說的"黨天下"才是中共執政五十年的現實。弔詭的是，對中共的本質有著如此清醒認識的儲安平和羅隆基諸人，尚且經不住剛剛執政的中共的甜言蜜語的勸誘，在一種幻覺的迷惑下，自願投入中共的統戰陷阱，就不要說其他精英了。只要看看蔣介石政權遷臺之時，有多少社會名流不爲蔣介石的誠意（連飛機票都送到手中）的赴臺邀請所動，堅持留在大陸等待中共新政權的建立；再看看中共執政之初的《人民日報》上，各類社會名流發自肺腑的支援中共新政權的表態，再看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著名民主人士與毛的通信，（民主人士激進的革命姿態比毛澤東還毛澤東，毛經常回信勸說民主人士不要太激進、太著急），就能了解中共的彌天大謊撒得是多麼天衣無縫。也能看出中國的社會名流對新帝王的輕信和諂媚，已經到了二者難以分辨的程度--是由於盲目輕信而諂媚效忠、還是由於諂媚效忠而盲目輕信？

　　再次，是制度性行賄即利益收買。中共早在西北蘇區就開始了用暴力強行剝奪私人財產，執政後就更加無所顧忌，不到十年就強行佔有了社會的全部財產和所有資源，然後再用搶來的東西去大肆行賄，收買民衆和精英的忠誠和支援。對大衆，中共用土地收買農民，用國家全包的福利待遇以及虛幻的主人地位收買工人；對精英，中共用社會的權力、地位、名利收買。給黨內精英以政治上經濟上社會地位上優厚待遇以及特權，給黨外精英以帝王的諍友、象徵性名譽地位和特權式的福利待遇，政協和人大已經成爲專職的制度化的收買機構。現在，這種收買已經擴大到比較成功私營業主，美國《福布斯》雜誌評出的大陸富豪五十名，都是民營老闆，其中有十二人爲人大代表。

　　我之所以把中共的這種行爲稱爲制度性行賄和收買，主要的根據是：一個不允許任何人與之分享政治權力、也不允許任何人向其絕對權力提出任何挑戰的執政黨，在骨子裏是不相信不尊重任何人的，它要把一切權力和所有資源完全據爲己有才能放心，它的分配原則不是建立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特權以及與特權的關係之上，其核心原則是是否有利於其絕對權力的維持和鞏固。它要求無條件的效忠，卻進行條件苛刻的賞賜，稍不合意就可能導致一個人從財產、社會地位到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全部喪失。它維持政權的手段乃是交替運用強權高壓、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當它的利益收買達到了奪取權力和鞏固權力的目的之後，它就會利用權力把當初付出的一切加倍地拿回來。從土地改革的分田分地到人民公社化的土地全部收歸國有，中國最廣大的民衆--農民--的命運就是如此。對私營工商業，執政之初的中共所提出的"贖買"政策、"公私合營"政策，就更是赤裸裸的強買強賣，名之曰"贖"、"公私合營"，實際上是靠強權的搶劫。

　　同時，一旦它的意識形態謊言被戳穿，它的收買不奏效，它就要用最後的撒手鐧--暴力鎮壓。如果偶遇所謂"明君賢臣"，最好的可能是在把意識形態攻心術用盡之後再動用暴力，而在"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那裏，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這套說教，唯一的統治手段就是暴力。在中國漫長的帝制歷史上，又有幾個"明君"和"賢臣"呢？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在其意識形態還有充分的勸誘力時，尚且經常動用暴力來對待虛構的敵人，就不要說其他的君王了。江澤民總書記在朱鎔基總理已經說服了去中南海請願的法輪功學員之後，也要先動用專政機器進行野蠻鎮壓，然後再操縱橡皮圖章的人大追定"邪教法"。中共執政之初，爲了新生政權的鞏固，用政府人事安排的高官厚祿來收買社會名流，當時的出手顯得很大方，國家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政府部長、文化機構的負責人、大報和重要刊物的主編等要職都可以拿出來，並且承諾有職有權。但是民主人士很快知道了這種安排僅僅是臨時收買，他們身在高位上只是爲中共做門面，有職無權。所以才有1957年借中共的大鳴大放政策來宣泄對中共的大不滿。經過反右的大清洗，民主人士才真正認識到中共的殘酷和虛僞，許以高官厚祿和鼓勵給執政黨提意見都是政治陰謀。而毛澤東爲了達到深入骨髓的恐怖統治，公開聲稱他玩的不是陰謀而是"陽謀"。那些社會名流在無孔不入的恐怖之中，爲求生存而只能甘願在人大和政協裏做做花瓶。

　　無論是道統上的人民授權的華麗外衣，還是實質上利益收買的多黨合作的統戰策略，都在中共"黨天下"統治的籠罩下、在切實實施的技術性手段中化爲泡影。因爲它的統治技術手段和統治法理原則是完全對立的。每一句口號都是主權在民、爲人民服務和多黨合作，而每一個技術手段和程式細節中根本沒有人民的和任何在野黨派的任何權利，而只有執政黨組織嚴密的龐大的權力機器，通過黨組織和黨營單位對分散個人的層層控制。在執政黨操控的龐大而殘暴的國家機器前，在執政者意識形態的至高無上面前，抽象而虛幻人民概念中的真實個人簡直不堪一擊，每一次大的節日慶典和運動時期龐大的羣衆遊行隊伍之中的每一個個人，在接受主席臺上的執政集團的核心成員的檢閱時，顯得那麼脆弱、渺小、無力、無奈。在執政黨這個大寫的"一"面前，每一個個人都是"零"，無論多少個"零"加在一起仍然是"零"。這種在權力上的全有和全無之間的懸殊對比，註定了力量對比上的天壤之別，專制者的強大和被專制者的軟弱，造成了王統的充實和道統的空洞，造成了法治之外的統治規則和人際關係。

　　即便在執政黨內部，民主集中制的實質也是下級對上級、全黨對中央的絕對服從，在嚴格的黨內紀律約束下，上級的任何指令（即便是下級不贊同的指令、與領導者個人私生活有關的指令）在貫徹的過程中也很少遇到公開抵抗。但是對上級的監督和制約--除非由領導者發動（如反右和文革）--卻基本空無，最終的監督者和裁判者來自同一個權力機構甚至就是同一個人。中共奪取政權的歷史是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兩黨內戰的血腥中度過的，加之世界局勢的混亂等特定歷史條件的侷限，作爲屢受武力圍剿的在野黨，中共的暴力性所留下的斑斑血跡多少還是能夠勉強地得到辯護的，因爲它所面對的一直是另一個依靠暴力起家的武裝集團。然而，中共執政後的和平時期，已經沒有了暴力對手的執政黨仍然屢屢製造出駭人聽聞的血雨腥風，就無論如何也不能爲之進行辯護了。僅毛澤東時代的不到三十年統治，非自然死亡的人數遠遠就超過中國在二十世紀前五十年的頻繁戰亂和自然災害之中的死亡人數的總和。更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這種生命代價的付出不是由實力對比均衡的兩種武裝力量之間的衝突造成的，而是由擁有全部國家政權和暴力機器的執政黨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的強制
鎮壓所造成。

　　中共執政八十年慶典之際，國內的各大媒體竭盡全力地張揚八十年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特別鄧小平執政後二十年來經濟的高速發展，作爲突出的政績，成了中共爲自己的血腥執政史進行辯護的最大王牌，一些御用文人們也用經濟發展的統計數位爲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進行論證。但是，作爲執政黨的中共何時負責地向人民說明過取得這些經濟成就所付出的慘重代價--不僅是生命的代價，更是人性毀滅的代價。即便我們不提非自然死亡的驚人數位，只要我們正視五十年來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就不能不承認：中共執政時期所取得一切成就都是"不把人當人對待"的結果。在此意義上，可以把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和原子彈稱爲"屠夫經濟"，即以人的權利、尊嚴乃至生命的徹底喪失爲代價的經濟成就。如果說，人的生命和自由是無價的，除了自然死亡、意外死亡、觸犯法律之外，不能以任何其他形式加以強制性剝奪的話，那麼中國的所謂經濟發展就是以無價生命和自由的徹底貶值乃至毀滅爲代價換來的。

　　中共的極權統治所毀滅不僅僅是人的肉體和財產，更是人性本身。中國人在這五十年所付出的最大代價，就是徹底喪失了人之所以爲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人性所應該具有的誠實、憐憫、寬容、勇氣、正義感已蕩然無存。近年來，執政黨和一些知識精英指責中國社會的道德墮落、價值真空、物慾橫流、謊言遍地、以無恥爲榮，但是，回顧中共五十年的執政史，最大的謊言是政治謊言，最大的無恥是政治無恥，而且這謊言和蕹苡質強看痰段檔摹Ｖ鋇澆裉煺庵摯看痰段檔惱位蜒院駝撾蕹莧勻輝詡絛銥床壞街湊呦胄呂章淼娜魏臥竿Ｏ嘍造噸湊車惱位蜒院駝撾蕹埽泄緇岬哪切┥桃瞪系摹⑷思使叵瞪系幕蜒院臀蕹苷嫺牟凰閌讒帷５苯裰泄夠嵊幸桓鋈說奈蕹苣苡胝ǖ惱撾蕹芟噫敲纜稹環矯嬀蚴瀾緋信登┦鷸莢詒Ｕ匣救巳ǖ墓使跡硪環矯嫠廖藜傻卣蜓鉤植煌吆汀胺止Α薄?中功"等民間社團；一方面置千百萬失業者和數億貧苦農民而不顧；另一方面揮金如土地搞大慶、樹畫像、建造中華世紀壇和把全民資產變成權貴家族的私產。

　　在世紀之交反省中共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直到現在，中共的歷史和中國近一百年的歷史，已經被執政黨篡改得面目全非。執政黨的功績被無限地誇大，以至於中國近百年的所有進步都是中共的功勞；而中國的一切災難都是他人所爲，中共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卻被縮小到幾近於無的程度，歷史的欠賬沒有一筆真正償還過。時至今日，中共在"還產於民"和"還政於民"方面仍然沒有實質性的改革。文革結束後的所謂"平反"，最大的受惠者是曾在黨內鬥爭中被打倒的特權階層，至於給其他階層的受害者平反，不過是專制權力出於政權穩定的需要而玩弄的執政策略而已。不要說中共自己所肯定的一系列大規模政治迫害和重大經濟決策失誤，沒有得到嚴肅的反省，就連中共自己所否定的文革，也是把責任推給"四人幫"了事，再不允許做進一步的反思。

　　更能反映中共的執政本質的暴力加陰謀的性質的是，中共總是一邊平反一邊又在製造大量冤假錯案。劉少奇等人平反了，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又被打倒了；遇羅克、張志新等人平反了，魏京生、徐文立等人又被叛重刑了；"四五運動"平反了，"八九運動"又被暴力鎮壓了……中共的歷史就是平反和製造冤假錯案之間的惡行迴圈，何時平反？何時鎮壓？完全取決於執政黨的政治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很多方面都發生了變化，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社會也由於共產主義制度的大潰敗，而向著更自由更民主的方向邁進。但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執政方式仍然停留在中世紀。作爲大權獨攬的中共，除了變得更實用更犬儒之外，就再也沒有什麼根本的改變，仍然是靠刺刀、謊言和利益收買來維持著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即便中共明明知道其意識形態謊言已經失效，但是它仍然在不斷製造諸如「三講」、"三個代表"之類的謊言，它仍然相信納粹宣傳部長戈倍爾的那句極權者的無恥名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自然變成真理。

　　在此意義上，江澤民提出的"三講"和"三個代表"，與其說是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的理論創新，不如說是中共爲自己及其制度提前寫就的平庸悼詞。最不公平的是：陪葬者極有可能不是權貴們，因爲他們早已爲自己留好了退路，在移民的同時轉移大量資產到安全的地方，而是無處可逃無資產可以轉移的民衆和整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