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口述笔录描述的共产国间谍学校内幕，一般媒体少有报道的。LSM 以她亲身经历，向世人揭露了共产政权的邪恶与血腥；既使是对那些忠心耿耿为共产国家卖命的间谍特务，也是拉完磨杀驴，手段之狠毒残忍更不逊于对待它的敌人。

在共产社会，出生反动家庭的子女通常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当一辈子的人下人。然而，当共产国家利益需要时，人们怎么会想到它竟能不择手段地将这些所谓“狗崽子”训练成为其火中取栗的政治窃贼。由此，人们可以更进一步看到共产党匪的邪恶与阴险。张世宜的凄凉下场，LSM 的悲惨人生，给那些现今仍死心塌地为共产服务的特务们敲响了警钟：赶快悬崖勒马、投奔光明、反戈一击吧！否则你们的结局将更加凄凉、更加悲惨。

最富喜剧性的是，所谓的“民运份子”也卷进了LSM 的悲惨人生。那些在美国标榜民主、自视“精英”的人物，原来竟是昔日共产暴政的帮凶和打手。今天，他们虽然钻入了民主社会，改头换面、伪装进步，但他们附虐、贪婪的本性却永远不可改变，文中管淑琴的那付嘴脸就是最好的明证。

在此，我们还想告诉读者，当我们向自民党主席倪育贤调查管淑琴敲诈案时，我们得到的回答不是否认和辩解，而是：“你反你的共，少管闲账！”听到如此蛮横的答复，朋友，你对“民运”会产生什么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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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教授犯罪 ---- 保卫党国的秘密间谍学校

我叫LSM ，四五年出生，今年五十五岁。六一年（十六岁）我进入共产军七四三部队，内部名称是七四三部队技术学院，隶属总参科委，地址是北京永定路甲十二号，八○年我找学校落实政策，才知道该校现已划归国防科委管辖。这个学校，实际上是共产军总参谋部培训专业间谍人员的秘密学校，校园分红区、黄区、蓝区、绿区，周围居民只知道部队番号，不知道学校究竟是干什么的。当时，该校为师级编制，院长兼政委是张国平，少将军衔。早晨出操时可见，全校有二百余学生，教员估计也有几十人，编成若干区队，区队下面设五到六个班，每班有五到八名学员。

我是二区队的，全队总共有三十多人，队长兼指导员是ZP。我那个班学C 专业，班长LFX （女），是部队指定辅导我们学习的，年龄比我们大，好象是四川人，当时有二十五六岁。这个学校的特点是老带小，故指定用高年级学生当班长。

该校有A 、B 、C 、D 四个专业，学员规定要学二十九门课程，十二年才能毕业。学习的内容包括：军训和阶级教育、认识以党为基础的国家、保密教育（规定五年内不准同亲友来往、外出必须三人结队相互监督，通信需经区队长检查）、七种语言（我学的是英语、俄语；因我属沿海组，还要学闽南话）、交际、招待、机要、无线电密码传文（当时我使用过A3、4B之类的电报密码）、切断截收（即插入敌方通讯取而代之）、陪同（跟踪）、打扫整顿（用万能钥匙开锁、窃秘）、机械（开汽车、修车、破坏汽车）、情报（军事、科技、商业情报的窃取）、侦探、麻醉、毒杀、掩护职业等。这些内容，有的有教科书，有的用讲义，也有口授的。我对外的公开身份是护士，所以象我这样学医的学员，每天还得由队长带着步行十多分钟到附近的三○一医院卫校学习。卫校放学回来后，我们再学习自己的专业科目。

带我的导师是张世宜（女），三十岁左右，她会一口流利的俄语、日文、法文、英文，好象是苏联培养的，我的所有专业课程都是她教的。学校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同区队不允许串班、同班同学谁也不许互相打听，所以对导师张世宜的情况，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同导师一起在天津被公审、批斗，我才知道她是从天津公安局调到学校去的，她属于天津市公安局长江峰（万江集团）那条线上的，当时江峰也被打倒了。

最初，同我同住的同学叫LZ，与我同岁，和我学同一专业，据她说她在沈阳长大，其父是原籍江苏的工程师，我们在一起住了一年。我们的宿舍通常一年一换，也有几个月一换的，换的时候不但换房，还要换楼，换黄区楼、绿区楼、白区楼。从二年级起我就一个人一个房间了，还有一段时间我、李途同导师住在一起。李途是三区队的一个男孩子，也是天津来的，张世宜专门带我们两个，所以我们在一块住，这也是以后我们因导师的事挨整的原因。导师同我俩住的房子非常豪华，平常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乒乓球娱乐，一起聊天谈家常，一起讨论她教我们的专业，所以我们同导师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这样大约共同生活了两年。

培训共产间谍 ---- “反动”家庭出身成了烈士子女

我的祖爷爷好象叫LGZ ，系国名党将军，抗日时在苏北被共产党打死了。我爷爷原来也是国民党的，我父亲叫LZD ，是医生。共产党进城前，我们家有许多房子，是天津市有名铁门L 家，人们都管我爹叫L 四爷，现在的天津南门西公安局派出所就是我的家。共产党打天津，我哥哥、姐姐跟我外祖父和大舅一起去了台湾。我父亲是守财奴，他舍不得天津的产业，留了下来。当时留在天津的还有我妈、我弟弟和我。四九年前，我父亲在救世军系统开了一家医院，该院位置就是现在的天津骨科医院。共产党搞资本主义改造，父亲的医院被公私合营了，父亲不能再当医生，只能在医院里当药剂师。五七年反右，父亲成了右派，被共产党送到天津联合木材厂监督劳动。

在专门强调阶成分的共产社会里，象我这样出身的女孩子，通常都是被踩在社会底层、平平庸庸度过自己一身的，不大可能有什么奢望。然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蒋介石反攻大陆，却让我的命运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

我上初中时，在学校里唱歌、跳舞是出名的。从五九年起，我经天津液压气工厂推荐，参加了天津职工业余演出团。记得那是六一年“五一”节前夕，在天津市马场道举行了一场青少年慰问公安、警备部队的演出，我独唱了一曲“我的祖国”，结果被招兵的看中了。第二天，部队就派人到我家来找我父母谈话，表示要吸收我参军。当时，我的出身和年龄都不够参军条件，招兵负责人阎宝琪就替我伪造了一个烈士子女的身份，又替我多报了一岁，就把我招进部队了。到了部队后我才明白，共产党感兴趣的是我家的海外关系，阎宝琪实际上是替总参和公安部招收特种（间谍）兵的。当时他们招兵的条件是：一、有严重海外关系；二、外貌俊俏；三、口齿伶俐；四、头脑反应灵活，我被认为完全符合这四个条件，所以马上就被选中了。

到了部队以后，我被送到天津警备区（原六十六军）一九六师文工队当演员，让我在那里先熟悉一下部队的环境。三四个月以后，我就被转送到了最终的目的地 ---- 七四三部队技术学院。

血腥的间谍学校 ---- 无辜青年陪绑、殉葬

六五年，全国都在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弦已经越绷越紧了。那年的八月十五日，组织突然指定我结婚，他们给我找的男人是我们学校警卫部队的指导员、比我大十多岁的XQZ 。住在学校附近的北京市民并不知道七四三部队还配备有专门的警卫部队，还以为是驻守北京的“二炮”部队。XQZ 四九年当兵，苦熬了十六年才当上了个连级干部，这次学校为了以后间谍工作的需要，他这个老实人才幸运地拣了我这个黄花姑娘当老婆。

大革文化命开始，学校出了许多批判吴含、廖沫沙的大字报，当时实际年龄只有十九岁的我，对于什么是残酷的政治斗争还什么都不懂。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完课贴完大字报，区队突然告诉我有特殊命令，要我马上收拾东西，立刻离开学校返回天津。下午两点钟，负责押送我回去的班长、指导员来了，同来的还有学校保卫部一个姓刘的，这时我才发现，被送回去的还有李途。

到了天津，我们先是被安置在天津警备区招待所，第二天警备区保卫部的张部长和一个姓盖的向我和李途宣布：从现在起你们开始反省、交代你们同导师张世宜的问题，并且禁止回家、禁止向外面打电话。我们被转移到警卫连旁边的两个屋子里，失去了行动自由，实际上是被软禁了。当时我们很傻，还以为这是组织对我们从事间谍工作的考验，所以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写。

大约是在六月三日下午，天津市公安局向我们宣布：你们有严重海外关系，并且已经打入部队的核心组织，部队和公安局将对你们进行严格审查。就这样，我被送进了杨柳青军人监狱。在那里，盘问我的主要是张世宜的情况和我们家的海外关系。审讯员说：我导师是里通外国份子，要我交代导师的事情，交代我帮导师都干了些什么，但按照学校的保密规定，对于导师我的确什么也不知道，结果我被认为态度极端恶劣，拒不交代问题。

我被关押时肚子里已经怀了我的大女儿，从六六年一月起就有了身孕，审讯时他们一直罚我站着，强令我交代问题。六六年九月九日，他们把我从监狱送到黑五类病房，在那里我生下了我的大女儿。生完孩子，他们叫我丈夫把孩子领走，然后把我送到大理道三十号清理指挥部接受审查。在那里，他们要我说导师怎么教学生耍流氓、勾引男人，要我交代父亲参加三青团的历史，甚至逼我编造丈夫的反共言行。我实在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说，我总不能无中生有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他们就说我嘴硬，用烟卷头烧我，用皮鞭、棍棒抽打我。后来，他们又把我捆在楼道的柱子上，在我的脖子上套上铁丝，下面坠上方砖，一个小时不交代就加一块砖，加到第三块人就支持不住、昏过去了。挂砖和惨无人道的毒打，使我至今患有严重的颈椎骨折后遗症。更使我难忘的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我生完小孩后才十多天，他们为逼我交代问题，把我关进了水牢。

那水牢，十多平方米大，中间放着一个小圆凳，屋里阴森森的伸手不见五指，里面灌满了阴沟水，水有一尺多深，每天只给两顿窝头加咸菜充饥。我在水牢里足足被关了四十八个小时，人坐在凳子上，两只脚被水拔的钻心地疼，要是一打盹，就摔倒在水里，浑身上下全都湿透了，冻得上下牙紧咬、浑身打颤，那种让人不死不活的阴森恐怖的滋味，实在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天津市在天津大学电影广场召开万人公审批斗大会，主持公审的是天津警备区保卫处长兼天津公安局局长周庆来，导师张世宜脖子上挂着黑小姐的牌子，定的罪名是修正主义份子、里通外国份子，间谍份子、坏份子、流氓、特务、反革命。我和李途脖子上挂的是政治骗子牌子，罪名是流氓、反革命。当时，与我们一起被公审的还有一名所谓杀人犯，上万人被共产党操纵，向我们这几个无辜者狂吼乱叫，那吓人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

公审会结束，宣布我导师和那个杀人犯死刑，我和李途陪绑，法警就把我们押到了水上公园后门的刑场。我导师被枪毙时只有三十多岁，从批斗现场到刑场，她一直昂着头了满不在乎死。她说：当黎明来临时，共产党早晚会还她公道。她的表现，不愧是一个地道的为主义殉节的共产党女特务。

行刑时，我被捆绑着跪在导师的旁边，我亲眼看见我导师被一枪打倒，凶狠的刽子手怕她不死，走过来又照她脑袋上补了一枪。枪声响处，白的脑浆、红的鲜血四散飞溅，我闻到了一股难闻的血腥味，两眼一黑就昏死过去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被吓得屎尿流了一裤兜。

陪绑以后，我被送到板桥农场政治犯收容所，强制同一些刑事犯、坏份子、走资派一起劳动改造。同我一起被关押的李途，他实在熬不过去了，陪绑后用大头针挑破血管，自己结束了年青的生命。

七六年批林批孔，那时我在板桥农场造纸厂劳改，管教要我发言，我说：“孔子教我们讲真话，共产党也教我们做老实人、老实事，我为党工作，去部队是你们请去的，为什么共产党拉完磨反过来杀驴，把我的青春整个都毁了”。结果，我上午发完言，下午他们就把我强行送到了天津市精神病院，精神病医生毫无人性地给我这个正常人作了六七次电休克。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疯狂的年代，我父亲不堪迫害跳楼自杀了，母亲也因此精神失常、全身瘫痪，弟弟则被送到内蒙克东旗插队劳动了二十余年。我们全家被共产党搞得家破人亡，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出身不好、却心甘情愿当共产社会的顺民。

就连我那个老实巴交的、组织分配的丈夫，他也没有逃过浩劫。他因为坚持认为我是无辜的，因此受连累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六八年给发配到了辽宁省彰武县，七四年落实政策才回到天津，安排在一个工厂里混生活。就这样，共产党冷酷地把一个四九年当兵替他们打天下的人踢出了部队，让他变成了共产社会最没有社会地位、必须整天为自身温饱操劳的市井小民。

友人救助亡命美国、“民运”份子乘机敲诈

八○年，共产党平反所谓冤案，我的情况才稍有改善。他们承认了我的军龄，把我安排到造纸厂保健站搞物理治疗，但我已经家破人亡，工作又是继续二劳改，所以我拒绝在平反书上签字，平反对我已经毫无意义了。

八六年后，板桥造纸厂划归地方，我同一批二劳改转到了天津市内的新华造纸厂。然而没多久，厂里的头头借口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把厂房都卖了，工人全都下了岗，我的生活又成了问题。虽然，工人们曾多次去市委上访、静坐，要求市领导替工人解决问题，但共产政府却始终不予理睬。

九五年，我父亲的朋友P.T.W.受台湾的亲戚委托到天津来看我，他看到我的处境、了解了我的遭遇后，就帮我向美国大使馆作了经济担保，把我接到了美国。到美国后，我曾在新泽西一个台湾人家当保姆，后来又在大西洋城做过按摩。然而好景不长，给我资助的姨父在台湾得癌症去世了，P.T.W.帮我办过一次居留延期手续后也死了，我又失去了依靠。

这时，经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女人，她叫管淑琴，现年五十七岁，自称是倪育贤的自民党监委，在纽约大通银行隔壁的四楼开了家名叫“华鹰”的移民事务所。通过交谈我才知道，她原来是南开大学的，在六八年四月那次万人公审批斗大会上，她曾代表南开大学工宣队上台批斗过我。她说她能帮我作证、帮我办避难手续，走投无路的我天真地相信了她，给了她三千美金服务费。管淑琴把钱骗到手，什么问题也没帮我解决，而且还扣押了我的判决书等共产党迫害我的原始文件。当我找她索要这些东西时，她竟然动手打我，并且威胁说，如果我不找她代理申请避难事宜的话，她就把我的口述录音寄回中国大陆去、交给共产党当局。我真的不明白，昔日共产杀人犯的帮凶，今天在美国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民运份子，甚至敢于在民主的美国继续干黑心的坏事，公开敲诈陷害极权暴政的受害者，难道世上真的没有公理了吗？

然而好人并没死绝，教会帮助了我，一些不相识的朋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希望好心的人们最终能帮助我摆脱我这一生所遭受的没完没了的苦难。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

（中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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