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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香港第二任行政長官選舉2月28日結束。香港專爲這次選舉設立的官方網站公佈了選舉結果：2002年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期在2月28日下午5時結束，選舉主任彭鍵基法官宣佈，由於只有一候選人的提名有效，董建華自動當選。」 一，「董建華2號」火箭 這位選舉主任彭大法官還頗有點幽默感，用了一個有趣的詞叫「自動當選」。這個詞是個組合詞，由「自動」和「當選」兩個片語成。何謂「自動」？詞典上的解釋是：「1，出於自願。〖例〗自動報名。2，依靠自身的特殊調節部件運轉活動。〖例〗自動控制。」這就是說，第一，董建華先生的再次當選是他自覺「自願」的，沒有關於他被選舉委員們綁架著去報名參選的報道，也沒有傳聞說他躲進山洞逃避當特區行政長官，結果被煙燻了出來。第二，董建華先生依靠一種特殊的中國政治「調節部件」，「運轉活動」著再次當選行政長官。 這種政治「調節部件」，可以被稱爲北京「自動控制」系統。它的功能是，北京想讓誰當選，它就確保誰「自動當選」。就象火箭自動發射裝置，北京用藏在長袖中的手指按一下電鈕，它想發射的某枚特定的火箭便會「自動」發射出去。世界在2002年2月28日看到的，就是被自動發射的「董建華2號」火箭，它的發射裝置是香港800名選舉委員，而電鈕卻安裝在中南海。這不是祕密，也不是猜測，而是被世界媒體廣泛報道的事實。英國BBC在報道董建華先生再度當選時評論說，「雖然在董建華首任期內，香港經濟面對嚴重困境，而且他的施政方針也引起了不少爭議，但他一直得到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北京中央領導人的公開支援。」 二，間接中央集權制 從政治學角度看，保障董建華再度「自動當選」的「調節部件」是一種什麼勞什子呢？是中央集權體制。我曾經在本專欄的其他文章裏提到過，香港的「一國兩制」是一種混合國家體制，它包含三種純粹的國家體制成分：中央集體制、聯邦制和邦聯制。從香港司法權的獨立和立法權部分獨立的情況看，它具有聯邦制成分；從單獨發行貨幣和自己的護照的情況看，它具有邦聯製成分；但從香港行政首腦的産生要由北京委任的情況看，它具有中央集權制成分。 不過，這種中央集權制成分，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香港行政長官不是由北京直接任命，而是通過受控的小範圍選舉來間接任命。其方法是在選舉前通過公開表達自己的意願和私下與選舉委員們的交易來控制行政長官的提名，在選舉後通過中央政府的委任來貫徹自己意志。如果選舉前的工作做得好，就象這一次一樣，搞得北京候選人以外的任何人不能被提名，北京的候選人就會「自動當選」，使長官的間接選舉，變成北京的直接任命。 民主選舉在香港是一種稀罕，就象新年之夜在維也納歌劇院上演京劇一樣稀罕。在英國的治理下，香港總督由英王任命，香港居民也不行使民主權利。香港迴歸中國時，建立了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制度，對香港和中國大陸來說，都是一項政治制度的創新。這項創新既沒有産生於英國治理香港時期，也沒有産生於中共治理下的大陸，而産生於中國和英國就香港前途進行的談判過程中，對我們對於制度創新的理解大有啓迪。 三，交易與制度創新 按照現代西方制度創新理論，制度創新，特別是經濟制度的創新，産生於交易過程。市場交易的發展，促進了産權制度的創新；而産權制度創新，又促進市場交易更大規模的發展，這又推動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的創新。正因爲英國當年有了明晰的産權制度，納稅人才在「不代議不納稅」的口號下創制了現代代議制民主。在我看來，制度創新不僅來自經濟的交易過程的推動，也來自政治的交易過程的推動。有如産權不清，難有經濟交易發生一樣；國家主權歸屬不清，也很難有政治交易發生，從而阻礙制度創新。 在英國治理香港時期，其主權歸屬不清。英國租了香港的使用權，並沒有擁有香港的主權，所以香港人很難象英國人要求民主權利。在中國大陸，雖說國家主權屬於人民，但主權歸屬不明晰，人民沒有成爲擁有國家主權的公民集合體。所以在香港和大陸兩地，都實行中央集權制，取消了香港與倫敦、地方與北京的政治交易，政治制度得不到創新。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英國憑藉對香港的治理權，北京憑藉對香港的主權，對香港的未來政治制度設計進行了交易和討價還價，最終達成了一項妥協性的制度創新協定，其中一款，便是在香港實行行政首腦的間接選舉制。 四，香港的希望在於實行真正的聯邦制 但在香港迴歸以後，北京對香港實行的行政權間接中央集權制中斷了香港與北京的政治交易過程，這不僅使香港政治制度的創新過程中斷，而且使已經創新的制度也開始變舊，這次董建華先生的「自動當選」，表明剛剛創新的間接選舉制度正在變舊爲通行於中國大陸的地方行政長官中央任命制。這種事情在真正的聯邦制下很難發生。在聯邦制度下，國家主權歸屬是明晰的，它在聯邦與自主邦或自主省之間的分割也很明晰。地方行政首腦的直接普選，是地方必定分享的主權，絕對不可能出現行政首腦「自動當選」的幽默事件。主權歸屬在聯邦政府和地方政治體之間明晰化，會促進政治交易過程，從而使制度創新層出不窮。 現在香港輿論對董建華施政期間的政改前途甚爲悲觀，這不僅是不看好董先生的施政能力，更是不看好香港體制的中央集權成分。可以明確表述的看法是，只要香港一天不走上行政長官直接普選，一天不改變中央政府對香港首腦的委任，一句話，一天不實行真正的聯邦制，香港的制度創新前景便不容樂觀。 2002年3月4日於美國加洲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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