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武斗的疯狂时期，我们则早已从成都下乡到西昌农村当了知青。正在生活艰难得连煤油、火柴、食盐都买不上的时候，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是从老家万县寄来的。信的边角已经破裂磨损得不成样子，可以想见那穿越武斗硝烟的不寻常经历。只用手指轻轻一抠，一叠淡蓝的信纸便掉了出来。她没有看完信，忽然哭得呼天抢地，只喊了一句话：天呐，我在农村的全家都被杀了！便一头栽倒在床上。

我在惊惶中一一拾起撒在地上的信纸片用小学生习字本写成的，撕下来的地方缺缺丫丫。心狂跳，手打颤，我开始清理这些未编页码、字迹潦乱的巴掌大的纸片。有十多页，整理好先后顺序强使自己镇定下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内容杂乱无章，颠三倒四，错别字连篇，但有一个信息是清楚的：她在老家万县农村的母亲和三个哥哥全部被杀害了，死得离奇而惨烈，这些纸片似乎页页都罩着血光。还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信写发于两个多月以前，也就是说悲剧在两个多月以前就发生了。

我陪着恸哭着的她拿着信到了县知青办。知青办主任是一个仁厚的好人，马上用电话与万县方面联系，证实情况属实后补助了我们的返乡旅费。于是我们向生产队告了假，到有关部门办好各种手续，我以同队知青小组组长的身份陪同护送她开始了三千里奔丧。

奔丧受阻

到成都后我们找到当时的省革筹（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接待站，递交了县武装部（那时政府已不存在，武装部统揽一切）出具的介绍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年军人，他看过介绍信后一言不发便进另一间屋去打电话。出来时也不看她只盯着我问：“你就叫唐龙潜？”我说是的。他说：“你来一下。”我跟他进了另一间屋，他忽然沉下脸，威严而阴沉地说：“劝你不要去。她母亲是地主分子，她大哥是国民党军官，她二哥是右派分子，她三哥嘛问题还待查。你是知青小组组长，要站稳立场。”这些情况我原本都知道，应该并不吃惊，但我还是吃惊了。我吃惊于他的态度。按那时的观点，就算她母亲、大哥、二哥之类的阶级敌人是死不足惜，但她三哥是解放后才上学的，高中毕业后才回乡务农，也算是个回乡知青吧，莫非也该死？自然这些话我都没有说也不能说，我只说她本人是知青，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是县知青办让我护送她回乡看看的。我希望他还是转一个证明给万县武装部，即使我不去她一个人去也还是需要的（那时是没有证明便寸步难行的时代啊！）。现在那里还非常混乱，她本人的安全我们还是应该负责的。他说不行，并郑重提醒我她也是属于地主子女。我说这是当然，不过她现在也是我所在小组的知青，对她的安全我也有一份责任。我恳求他不能转介绍就还是把原证明退还给我们。他不同意。我说你知道的，现在没有证明就寸步难行啊！他不耐烦了，瞪起眼：“我叫你不要去嘛，再提醒你一句，要站稳立场！”面对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一个军人，一个全省最高权力机构的干部，我觉得自己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沉寂了一阵，还是鼓起勇气回了一句：“就算我不去，如果她自己一定要去怎么办？”他冷冷地说：“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与组织无关！”

从接待站出来我觉得浑身从头到脚都寒浸浸的，大约走了一条街我才把情况告诉她。寒风中我们默默的相偎在一座桥上，只有心在交流。现实太严酷了，这严酷反而把我们挤压得更近更紧。过了许久，她说：“你还去不去呢？”我说：“你说呢？”这其实是不需要问也不需要答的事，我们心里都明白。

也许是由于苦难炼就了早熟，我们在离开西昌时不仅办了武装部给省革筹的介绍信，还在生产队和大队分别开具了身份证明，只是盖着武装部大印的介绍信被没收以后，我们就失去了到任何权力部门走访咨询或请求保护的资格，大、小队证明的功能只在于说明两个西昌知青到万县探亲请旅社准予住宿。本来已无亲可探，但证明还只得那样写。

准备出发了，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说重庆那边武斗还没有平熄，混乱得很。再说人家把她全家都杀了，正等着斩草除根，躲都躲不及，你们怎么能再投进去？情况确实是这样，推测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四个亲人被惨杀，活着的人连去看一看的风险都不敢冒吗？悲绝勇来，无论是什么，是阴谋是陷阱是龙潭虎穴都决定去闯一闯了。

我们去看了她在成都工作的姐姐，考虑到她姐姐当时正生了孩子才几天，本想不告诉她，但哪里控制得住，终于还是出示了那封信。她姐姐缠着头巾躺在床上顿时哭昏了过去。待清醒过来时，她喊出的第一句话竟是：“给江青同志写信！向江青同志反映！老三总是没有罪的嘛！”我只觉得心沉甸甸的往下坠。向江青同志反映？向第一夫人告御状？愚蠢啊！老三总是没有罪的嘛？那么另三位呢？就该死么？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她姐姐几十年来一直夹着尾巴小心谨慎的做人，思想的贫弱早已被磨得和现在的身躯一样。能够喊出这句话，已经是她思维和勇气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她姐夫是五十年代的清华学子，工程师，搞机器很内行，此时却一句话也没有，只是跺着脚唉唉的叹气。四个亲人无端遭杀害，这是流血的惨剧；严酷的政治环境还要窒息活人的哀思，这是更深广的悲凉。

我没法说服我父母，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无可奈何只好不辞而别。临行前我留了一封信委托一位好友在我们离开后送给我父亲。后来知道父亲阅信后忧心如焚，倨然准备以多病之身花甲之年打点行装到万县来寻找我们。
劫后万县劫后的万县纯然一幅破败景象。街上行人稀少，人们神色凄惶，就连相对热闹的码头也是一片沉寂。行船无号，船工无歌，纤夫们扛着大绳赤脚曲背默默地行走在河滩上。大规模的武斗刚刚平熄，零星的枪声还昼夜不停。落成的新坟彼彼皆是，仅一处集中地就达三百余冢。这就是地处长江边文化和文明都开化甚早的万县！

蹲在廉价的小旅店里我彻夜难眠，旋风似的思考着那不无可能的“斩草除根”。她在老家已经没有可信托的人，唯一可找的也就是那位发信给她的远亲。然而这位报信人又正是属于杀害她全家的那个群众组织的成员，他在信中除传达噩耗外又再三捶胸顿脚地呼号自己组织的成员怎样在对立面的强大反击中血流成河。这是怎样的矛盾啊！我问她对那人的印象，她说只是小学时同过学，后来离开老家跟随在外工作的姐姐便没有再见过面。我说现在见面你还认得出他来不？她说能，那人长像有些特别。既然只能找他别无选择，我们开始来设计近于特工的接头手段。首先我按他来信的地址打电话，谎称姓李，是她姐姐单位的同事，出差来这里受她姐姐的委托顺便了解一下她家里发生的事情。鉴于我们住的旅社不能暴露，约会地点定在他来万县城必经的渡船码头。我假说有他的照片，可以认出他来。第二天上午我们提前到达约会地点，察看环境，并商量应付各种不测的办法。当他从渡船上走下来时，她在暗中给我作了指点，然后便隐蔽开去。我继续观察，确信就是他一个人时便走了上去。复杂的接头、交谈、考察、判定进行了一个小时，我领着他在河滩上转圈子，最后才发出了让她露面的安全信号。这是个在当地诊所当“赤脚医生”的年轻人，不论他参加了什么组织，本质还是诚实善良的。

天降虐杀

从县城到她老家有四十余里，其中有二十多里的山路还不通汽车，虐杀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对立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对方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自称纯而又纯的“红色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军”忽然祭起清肃阶级敌人的旗帜。那手段是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清肃，从肉体上干净彻底地消灭阶级敌人。然而真正是其对立面组织的人大多已得到消息远走高飞，靠这支由民兵组成的“造反军”手中的长矛、大刀、钢钎根本碰不到。

于是这场清肃的实际对象便主要是早已被监管的无法逃遁的地、富分子和虽然没有宣布监管但实际仍处于被侮辱被歧视地位的他们的子女。疯狂的虐杀已经在距她家仅三十里左右的两个公社实施了，数百名地富及其子女规规矩矩的被堂而皇之地消灭了。

恐怖而令人颤栗的消息她的家人应该已有所风闻。也许是觉得无处可逃，也许是觉得多年以来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自问没有搞过什么破坏活动。她的二哥还会认为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算是回到了人民中间；她的三哥还会认为自己是长在红旗下的回乡知青，除了积极下地劳动之外还凭着拉得一手好二胡丰富了父老乡亲的文娱生活。然而，行刑队已经来了……

一天晚上他们三弟兄从不同地点被同时抓押到离家不远的水库边。老大是从家里被带走的；老二早已搬出去居住，是从另一个生产队抓来的；老三还在为生产队看守场坝，是从晒棚里直接带走的，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虐杀分设两处，在水库的东西两端。老大、老三在一处，老二在一处。执行这次行动的是一些手握钢钎的民兵（其中还有一个二十来岁未成婚的女人），为首的是大队民兵连长。夜黑沉沉的，只有行刑队手中的电筒在闪烁。就位以后隔水两端开始大声喊话： 一边问：“动得手了不？” 一边答：“动得手了！”

按理说这些都是经常见面的乡亲，现在却个个着了魔似的血红了眼，无论怎样的哀告都无济于事。并不锋利的钢钎举起来了，像练习刺靶一样一次次戳进骨肉之躯。汩汩的鲜血，轧轧的钝响。没有反抗，没有抗争，只有承受。因为这面对的不是一群歹徒的袭击，是“以革命的名义”而执行的死刑判决。一个解决完了又解决另一个，虐杀进行得缓慢而漫长，杀人者是那样从容不迫。

老大向德全，时年四十二岁，茕然一身，妻子在解放后离异跟人去了，女儿死于贫病。四九年当解放大军进逼成都时他正在一所军校里读书，一位教官想带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一方面舍不得新婚的娇妻，一方面觉得自己并没有罪恶，还仅仅是个学生，能够为新政权所容纳。这幼稚的想法随即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先是被赶回农村老家，接着便戴着反革命帽子接受监管至今。他没有为自己哀求，大概觉得求也无用，或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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