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查明作案者使用的是品名为“四二四（四亚甲基二砜四氨〕”的灭鼠药，据说这种产品是否已经停止生产，但这并不影响已经出厂的产品在市场上继续销售和使用。单纯靠灭鼠药等剧毒药品的市场控制，是不能阻止投毒这类犯罪活动的，再则，伪劣假冒，过期或腐败的食品同样能也能严重伤害消费者。对于南京这类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除了犯罪分子承担直接责任，这类事件更应该由有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来承担间接责任，肯定的讲，在这一事件上，当地政府的食品卫生和检疫部门是难逃其咎的。

据调查，《和盛园豆浆连锁店》是外地民工开办的企业。外地民工从事食品生产，本来应该由工商部门严格审批控制，因为外地民工流动性强，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具备家属和社会关系的负担），另外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公德和法律意识也是有限的（多数是受教育程度较差的农民〕此外，还存在著个人健康检查等问题（健康合格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地方政府的工商和税务部门为扩大市场增加税收，放任民工从事食品加工生产，结果是公仆们拿到了老鼠成为好猫，但消费者却被老鼠药害死了。

正规的食品加工业（无论规模大小），都应该有一整套的卫生检疫制度和设备设施，每批产品的生产和出厂都要有严格的检验程序和记录，这是食品卫生法早有详细规定的。应该说，南京盛园这家食品工厂是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当地政府也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令法规，否则就不会出现这种即悲惨又荒唐的，乱成一团，无法面对国内外舆论的场面。 在国内的大小城市城镇，农贸市场比比皆是，特别是食品销售，几乎占整个市场比例的三成，但据笔者粗略观查，这些从事食品加工的小贩，大部分都是外来民工，其生产作业环境脏乱不堪，他们临时租用居民住宅，甚至在户外搭个帐蓬，支上锅灶就开张，用水完全靠引进附近居民点的自来水，由于城市供水紧张和用水量较大，平时要用大型容器（水缸水桶等）备用水源，至于污水（下水）排放更不符合卫生标准，条件好一点的，一般是向街路的雨水井排放（这本身就违反了有关法规），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农贸集市都没有公厕，这类食品加工人员的吃喝拉撒都在他们的大排档中进行。

象南京荡山镇盛园这类食品加工批发工厂，其生产作业条件是不会比农贸集市上的大排档好到哪里去的，笔者所在的居民住宅楼下，就有一家外来民工开办的豆腐坊，每天向外批发豆腐豆浆，按食品卫生法规，居民住宅的上下水设施和动力设施是不适于大量加工生产食品的，再则，环境保护法规也不允许在城镇居民区开设豆腐坊一类的食品工厂，其它诸如在居民住宅内开设餐馆，桑拿，歌厅等都是严重违反卫生法和环保法的，但居民的反映是一回事，政府职能部门的作为又是一回事，所有的有关法律都成了一纸空文。

政府的不作为腐败，不只是渎职失职，更主要是表现在封杀舆论监督方面，官方喉舌报喜不报忧，一片莺歌燕舞太平盛世景象，如果有人揭露社会的黑暗，就是“不爱国”“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大帽子则是“颠覆国家”“破坏安定团结”，象违法经营这类现象，是不可能没有投诉和举报的，但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出于急功近利甚至贪脏枉法，极力封锁人民的呼声，对日常发生的小型案件，能隐则隐能瞒则瞒，对披露事实的有社会责任心的记者，则极力打击迫害，导致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违法的黑暗现象失去了舆论监督，最后必然酿成巨大恶果。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投毒中毒事件？这一事件意味著什么？除了政府要反省不作为的腐败之外，还应该从政治的角度来省视所有发生过的这类恶性事件，比如石家庄事件，天安门自焚事件等，仅从个人向社会报复的结论来看待此类事件是不够的。据说江泽民同志最近曾在中共高层讲：我没想到人民的怨恨如此之深。这句话他没有说错，如果再来一次文革，相信中共干部们一定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共为数不多的好党员好干部们，将冤枉无辜的与那些贪官污吏们一道，被“怨恨如此之深”的暴民们抢掠追杀，象印尼排华那种野蛮血腥场面，在中国大陆发生绝不是意外，这也是中共官僚们极力将家属和财产转移到国外的主要原因，其实那些极力外逃的中共官员（包括廉洁的干部），怕的倒不是什么双规和党纪国法，真正害怕的是“怨恨如此之深”的人民群众。

目前，中国官方透露，城市失业人口为二千五百万。但根据经验，来自官方传媒的报喜不报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消息，至少应该乘上一个百分之二百的系数，这还不包括正在自谋生路的那些失业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巨大贫富差距，政府官员们对百姓的盘剥压榨和自身的高度腐败，中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形象的彻底幻灭，使大陆人民失落在人心思变的燥动不安中。如果中共的十六大不在政治上作出有力的姿态，还政于民，真正解决中国的人权民主问题，相信中共在大陆的统治也就时日不多了。

——转自《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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