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广大农村兴起“向城市人看齐”的新大跃进运动，都市成了农民们羡慕和仿效的标座。在贫富悬殊、身份差距、制度不公等压力下，进城民工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其原有道德抗拒力最终因残酷现实而降服，转而奉行“城市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的简单道德逻辑。然而，中国都市化人性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有道德勇气者寥寥可数，城市“好人”的哲学则是坏事不干、好事不做；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乎冷血动物，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又缺乏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如平等、公正、理性、宽容等等，甚至不具有起码的平常心态。无论城市人自身在一座城市里有多么微不足道，当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弱势的农民时，就表现出骄横自大和沾沾自喜，毫无良知的内疚感和羞耻心，更缺乏反思内省的道德勇气。因此，当十亿农民都向这些所谓“高等国民”看齐，其结果使整个国家走向彻底缺德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凡到过大城市的农民，原有的道德水平必然有所降低，“良心变坏”。

通常而言，愈是现代性大都市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国则不然，仅北京上海两地便有一种普遍严重的都市病态人格，京沪人那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两地人的麻木和冷血可谓中国之最，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极不相称。荒唐的是，网上京泸两地网人互相贬斥、拆台，一决高低，显然是狭隘而偏执的市侩习气在作祟。总体上，两地人都恶劣地排斥、歧视外地人，民工被无辜伤害最为严重。北京人一贯的霸道狂妄与上海人一贯的骄傲自大，皆成中国都市人格病态特征。尤其北京人皇城根观念更为膨胀病态，事实上，北京哪一样值得自满的东西不是来自全国人的血汗？北京人把绕几句不阴不阳的京腔视为了不得的高明文化，殊不知那是过去宫人专有语言方式，既不高雅深奥斯文，更不是什么贵族派头，热爱故乡或家乡的本位主义无可厚非，可谓人之常情，但绝不是沾沾自喜和攀比压人的宝器，可见中国城市阶层是多么缺乏包容与开放的现代素质，跟纽约、伦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无法相比，这种冷血城市，居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经济和教育的中心，似乎就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走向彻底“缺德化”。

那些搞旅游观光的山区，常常率先城市化，人们普遍见钱眼开，坑蒙拐骗和敲诈勒索渐成常态，跟城市人接触多了，即使在深山沟里也会道德败坏起来，而且经济意识提高就意味着道德水平的降低，在中国可以说是普遍现象。笔者曾到瑶族山寨，见当地妇女的服饰很有特色，便请求给她们拍几张照片，她们却一致拒绝，说除非给钱，不然她们是不让国内游客拍照的，她们却很乐意让外国人拍照，我一打听，说是从前国内观光客和摄影者给她们拍照，总是许诺寄给她们，结果却是杳无音讯，反而外国旅客很守信用，只要给个地址都能收到相片。我在丽江，也遇到同样的事情和同样的说法。农民传统德行，一遇城市人或一进城，便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中国本来就缺少宗教信仰，拜神磕头也只是求财避祸，难以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信仰的普遍准则。长期的封建专制，只有统治者才可以唯我独尊、自我神化，绝不容许任何普世性宗教超越世俗皇权之上，一旦政权腐败，社会风气随之糜烂。道德本是一种从下而上的普遍社会自觉，它不足以取代法律的功能，重德严法，两者都是任何一个健全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道德只是社会肌体的免疫力，法律则是一种不得已的外科手术。道德高度依赖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经验判断，这是它相当脆弱性的一面。

今日，中国政府自诩“便宜劳动力是中国傲居世界的最大优势”，而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却是建立在奴役与剥削、压迫与歧视之上的。大量的外汇，便宜的粮食，高高的洋楼，充足的商品，五花八门的洋货奢侈品和神话般的经济增长率，全建立在歧视和排斥农民之上；民工进城，成为检验中国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以及知识分子道德素质的试金石，也是社会公正与良知的一道砝码，丑恶政治和缺德文化的一个见证。一个不知羞耻、忏悔、公正、宽容和同情的社会，必然是个毫无内聚力和希望的社会。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