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是，當局並沒有發瘋，他們只是被恐懼嚇慌了。一個掌握核武器的龐大政權恐懼什麼呢？－－－他們恐懼的是：勇敢而堅毅的天安門母親進一步行動，把六四暴行的真相傳播得更廣泛。就在前不久，香港方面公開了6名六四死難著家屬的證詞錄像，講述親人六四遇難的情況，其中張先玲女士首次披露兒子被當局「集體埋葬」的暴行。此外，「天安門母親運動」還派代表赴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提交有關六四失蹤者的報告。

這些行動，讓製造血案的執政黨坐立不安。爲了掩蓋一件暴行，當局不惜製造更多的暴行。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間爲北京被屠殺的學生呼籲而入獄，筆者無時不在盼望，有一天能夠爲六四受害者討回公道。漫長的十五年過去，「六四」在中國仍然是一個禁止提起的話題，這個事實常常令我感到無奈和絕望。

在絕望之際，我看到天安門母親不屈不撓的行動。她們的行動，令我聯想到阿根廷母親。

阿根廷母親是一羣戴著白色頭巾，每個星期四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五月廣場上步行請願的母親，因此又被稱爲「五月廣場的母親」。自1974年至1983年阿根廷軍人極權統治期間，大約有8,900個阿根廷人（主要是年輕人）在這段黑暗時期失蹤。悲痛的母親不能坐視孩子的失去，於是她們開始叩政府的門。在尋找失蹤孩子之時，同病相憐的母親們漸漸互相認識。

有一天，這些悲傷的母親自發地聚集在五月廣場，要求政府公開真相，告知她們失蹤孩子的下落。最初，阿根廷軍政府對母親們每週的聚會採取輕視態度，奚落她們，說她們是「五月廣場的瘋婦」。軍政府所持的輕視態度，使母親們有機會將聚會行動變成一項社會運動。當政府發覺不能再低估這些母親的時候，她們已成爲阿根廷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比較絕無上廣場聚會可能的天安門母親，阿根廷母親在不幸中有其幸運，她們本來只是一羣從未參與社會活動的傳統家庭主婦，卻因爲能在廣場上聚會，設立辦公室，出版自己的刊物，因此鍛鍊成爲挑戰野蠻制度的堅強鬥士。雖然這些阿根廷母親也曾像今天的天安門母親一樣，遭受了被綁架、被毆打和被監禁的懲罰，但阿根廷於1983年就建立了民主制度，政府成立了「全國失蹤委員會」，幫助她們尋找自己的孩子。

在阿根廷走向民主的過程中，五月廣場的母親起了相當大的催化劑作用。經過三十年的抗爭之後，今天的阿根廷母親仍然不放棄戴著白頭巾上廣場的活動，她們把一個單純的聚會尋找失蹤孩子的活動，擴展爲一個廣泛的人權運動－－－關注世界和平，支持工人、工會和窮人的罷工和抗議，爭取社會公義。

了解阿根廷母親走過來的道路，再看今天中國的天安門母親的處境，我們發現，歷史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度裏驚人地重複。由於中共當局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專制政權，天安門母親比阿根廷母親的處境更艱難，忍耐時間更漫長。但她們以頑強卓絕的努力，給中國人保持了「尊重生命」的人性尊嚴，爲我們的下一代不致再遭受殺戮而抗爭。

天安門母親運動正在成爲中國民主的催化劑。我們每一個關注中國的人，對她們所做出的犧牲都應該心懷感謝。從2001年開始，全美學自聯連續四年和我們合作，開展爲天安門母親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活動。我們希望，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能夠早日滿足我們的心願。

附：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呼籲信：http://www.penchinese.net/icpcappe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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