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凡是有暴政的地方，必然叛逃不断，这不仅是前苏联东欧的传奇故事，也是现在中国古巴朝鲜等专制国家不断惊现的新闻事实。如果把近现代史上的叛逃史实编辑成集，这本书绝对不会逊色于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故事》。 当年，尽管有克格勃的残酷镇压，苏联东欧叛逃的事件仍然接二连三。为了追寻自由民主，成千上万的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柏林墙的封锁，投奔到了西方。近30年间，至少有239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或潜渡施普雷河时丧失了生命。1989年六四以后，人民对共产暴政的血腥镇压更加愤怒失望，无数东德人通过新开放的匈牙利和奥地利边界逃离东德，还有一些人寻求大使馆的屁护。在这段时间里共有22万人离开了当时的东德。 在共产党国家里，不但民众官员叛逃，甚至连斯大林和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女儿们都出走美国，背叛了冷血的父亲母亲祖国。大家不会忘记，伟大的六四民运之后，东柏林的民众如潮水般的穿过铁丝网，越过高墙，演出了苏东滑坡的最后一幕，留下了柏林墙上万众欢腾的历史镜头。 最近，中国外交官陈用林在澳洲叛逃。其实，和当年的许家屯比起来，陈的地位级别并不算很高，但是，结合目前世界风起云涌的告别共产党活动，这个事件，对共产主义最后一个堡垒的崩溃，一定会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老毛发动文革后，中国人的叛逃潮流曾经让世界瞻目。北方的往苏联逃，南方的甚至不惜逃到越南缅甸当了游击队员。我有亲属在香港，他们说当地的报纸，每天都有报道大陆人偷渡香江，有幸的成了高人一等的半洋港人，不幸的则葬身怒海，几十年以来，喂了白鲨的真的无法计数。文革初期，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出走西方，其故事情节动人心弦，成了控诉东方共产主义强有力的经典。 二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我曾被派往香港短期进修。进修期间，我对领队的管理作风十分不以为然，加上又和进修班的几个党棍产生了矛盾，他们决定要把我中途遣送回国。理由当然由他们来决定，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强权暴政的拿手好戏。他们抓不到我的任何把柄，于是就给我安上“妄图叛逃”的罪名。 后来我才听说，此事报告到国内总部，在征求我们单位意见的时候，遇到了强烈抵制。当时我单位的领导人很开明地反驳说：这个罪名根本不合逻辑，是莫须有的，因为我在海外有直系亲属，开放后要出国很容易，怎么看也看不出来我非得要冒这个险。事过之后，当我和单位领导人汇报时，再听说这个故事，不由得令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假如当年我遭厄运，我人生的故事将又是一个版面。 实际上，八十年代初期，正值中国叛逃事件层出不穷的时候。当时，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公开宣布退出中共，跑到台湾结婚。不久，又发生了著名的网球运动员胡娜叛逃美国事件。紧接着又有一帮人劫持飞机逃到南韩台湾。所以，那个时期，中共对出国人员防范十分严密，如果不是我单位的领导持负责任的态度，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用企图叛逃的罪名整倒一个人，实在是官僚党棍们很常用的一个借口。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可以和历史上的盛唐相比，也有人称现代的神州是盛世中国。可是，打开每天的新闻网页，中国人偷渡的浪潮此起彼伏。最近， 更有报道说许多国家原来同意对中国旅游者开放签证，但慑于偷渡叛逃风越演越烈，不得不对中国护照的签证规定了极其苛刻的限制条件。 如果说，当年的柏林墙的坍塌是东德人民叛逃的结局，那么共产主义最后一道防线必然崩溃在暴政统治下人民的叛逃的时代大潮流中。 不是吗？你看：当年柏林墙的高压电铁丝网都拦不住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待遇良好的外交官员也无惧于恐怖威胁叛逃西方，集权统治下的人民没有言论选举权，但是他们一定会以自己的双脚来表达一个强有力的意志，那就是： 暴政不倒，叛逃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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