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法國的一名年青武官首次到北京履新。他對色彩繽紛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對中國古老的歌劇－京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結識了一名專門飾演閨閣少婦的演員。當他發現這位演員竟然是一名男子的時候，他越發感到激動和神奇。從讚歎到迷幻，我們的年青武官開始向他的情夫或情婦提供使館的機密文件。大使館發現後便悄悄地藉口把武官召回巴黎。不想，小武官的情夫（婦）不久便追到巴黎與他相會。法國反間諜機構逮捕了他。他供認不諱是中共的職業間諜。當年法國報刊圖文並茂地報道了這名擅於男扮女裝的中共特務。他的名字叫石佩甫。結案時，反間諜機關還專門安排新聞界與他會面，還讓他反串演唱了一個旦角唱段。據一位常去探視他的中國記者說，此人至今仍住在巴黎。

上個月，中共駐澳洲外交官陳用林脫離中共後，西方人如大夢方醒，驚呼諜影重重。我自然想到了石佩甫事件。記得當年我曾詢問過法國外交部的一位朋友：爲什麼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法國青年，居然會跌入那麼一個拙劣的圈套？朋友嘆息地告訴我說：你無法理解，一個對中國和中共政權不甚了解的外國人初到中國，往往一下子就被那種刻意培育的文化氛圍鎮懾住了。他用的法文字是Happer。他說，那情景，就象一隻兔子面對一條蟒蛇!

朋友們，今後西方外交官是否還會有類似的遭遇，這很難說。但是這類真實的故事肯定還會有。當然，到遙遠的中國去作外交官的總是少數，就多數的歐洲人來說，據我多年的觀察，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也不是與他們毫不相干. 當北京向資本和旅遊者敞開大門的時候，情況就越發令人眼花繚亂。如今，凡是到中國去的人都會受到微笑的歡迎。然而，無論是短期的、長期的、消費去的或投資去的，在款待之後，就會被巧妙地要求爲中國說好話，久而久之，爲他們作義務宣傳員，爲他作政治擔保。你會被列入中國大使館所謂左派朋友名單，逢年過節你被敬爲上賓。據我所知，各中共駐外使館都有一個外國人的名單，分類爲左派、右派、中派、友好的、不好不壞的和不友好的。凡是申領過簽證的、被認爲有用的外國人都會分別入冊，以備後用。

不到中國去的人是否就沒有煩惱了呢？恐怕不是。法國有位著名左派人士、前總理羅卡爾(Michel ROCARD)。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就驚呼：法國不能接待世界的貧困和苦難(La France ne peut pas recevoir les misères du monde)，我所要說的，就是您可能已經想到的難民問題。歐洲面臨着來自世界各地的難民潮。然而來自中國的難民往往與中國國內的政治事件有關。一位難民局的官員曾經告訴我：從1949年算起，中國當局每一次鎮壓，每一次政治運動，在法國的反映就是又有一批人逃來避難。49年共產黨軍事奪權之後如此，五十年代打擊知識分子時如此，十年所謂文化革命，八十年代末學生運動，九十年代末的法輪功等等莫不是如此。背井離鄉投奔西方的難民潮正是中共治下的中國的政治晴雨表。當然，除此之外，也還有出於經濟原因或其他理由的人,甚至也有攜款外逃的大小官員，給西方世界添了不少麻煩。然而這些麻煩的根源在哪裏呢？可以預言：只要獨裁專制體制存在一天，就仍會有一批又一批的中國人被逼得走投無路，逃離中國，投奔西方，以尋求一線生機。顯而易見，中國的事情並不是與西方人無關，而是關係十分密切。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法國還接待了一大批來自印支半島的難民，其中不少是中國人的後裔。這些著名的「船民」，越南人，老撾人，柬埔寨人，爲什麼要投向怒海求生呢？誰能說那不是共產黨在印支半島擴張造成的惡果呢？驚呼不能接待世界的貧困和苦難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無視這些苦難與貧困產生的原由，不從根本上予以治理的話，西方人以人道主義名義所作的一切努力,不過是揚湯止沸而已。美國有總統叫布什，有人討厭他，有人喜歡他。然而，無論如何，他在再次當選後，把在全世界促進自由民主作爲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軸，就這一點說，我看他是聰明人。記得在巴爾幹戰爭期間，歐洲也曾有人倡導「人權高於主權」這一觀念，可惜,曲高和寡。隨後不再有人說了。作爲一個多年來觀察歐洲和美國的記者，我想誠懇地告訴各位我的遺憾：作爲自由民主發祥地的歐洲，如今已經把弘揚自己的價值準則的天職，拱手讓給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了。

在當前的形勢下，北京的西方政策到底是什麼呢？鄧小平當年曾威脅撒切爾夫人，從內地移民過去，以解決香港問題。這雖然是舊聞，但英國人可以溫故而知新，我就不再囉嗦了。最新的消息是，上個月在澳洲脫離中共的外交官陳用林說，中共要把澳洲納入它的「大周邊範疇」之內，從而把澳洲變成第二個法國! 除去患了好奇心麻木症的新聞工作者，誰能無視這個驚人的披露呢？!北京政權爲什麼那麼鍾愛法國，甚至還要「克隆」一個呢？我想向各位提供如下幾個思考的線索。首先是法國報界從未報道過的一件大事。官方法國早已爲1989年以來先後在巴黎任職的兩名中共大使授了位階相當高的共和國榮譽騎士勳章。第二件事，衆所周知，還是在法國的倡議下，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埋葬了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提案。第三件事是，2003年，爲迎接中共紅朝新貴，官方法國在國宴祝酒詞中，不惜介入他國內政，公開就臺灣前途發表了令中共十分滿意的講話。我不想就以上事實作任何評論，也無須評論。但是應該指出，這些都是官方法國與中共政權建立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內容。巴黎至今仍然象北京期望的那樣，極力推薦歐盟其他成員國也趕快與北京建立同樣性質的關係。可惜的是，中共不久前通過的 「反分裂法」，似乎給這種騎士的熱忱潑了一盆冷水。北京利用世貿組織傾銷商品，可謂是又一盆冷水。在紡織品案子剛剛取得一項協議之後，最近又爆出了中國鞋子傾銷案。法國和意大利的製鞋業先後宣佈，今年的統計表明，中國鞋子的出口猛增了700%! 就在紡織品爭端高潮期間，法國的一位專家在電視五臺透露，儘管官方法國的低姿態，法國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並未見明顯增加。他認爲，經貿事務有它自己的規律，不是「叩頭」就可以得利的。近年來,法國爲解決非法移民問題，與北京政權開展合作。兩名中共公安人員常駐巴黎。然而，據權威人士說，與其設法處理非法移民問題，中共人員更感興趣的是蒐集各種各樣的信息。在巴黎，據信，買賣護照、有組織的非法移民活動始終沒有停止。

與非法移民問題同樣困擾歐洲人的還有走私和仿冒產品問題。法國海關經常通報從中國大陸啓運的香菸或其它走私仿冒產品一再突破記錄的數字。如果您是企業家，您一定不會忽略知識產權問題。我曾在法國國民議會參加過一次聽證會，施奈德(Schneider)公司的代表在會上幾乎是哭訴地告知，這家公司生產的水龍頭在中國推出不到三個禮拜，市場上便有仿冒製品以十分之一的低廉價格出售。北京盜版的影碟「星球大戰」續集與美國的首映式同步在北京街頭出現，價錢則比小麵包還要便宜。

親愛的朋友們，上面所說的這些事情每天都會在你身邊發生，怎麼能說中國的事情與您無關呢？如果進一步思索一下，您便會發現，這些事情的發源地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它可以運用政權的力量把成千上萬的人以反革命罪名槍決，它可以一夜之間把所有的私營企業國有化，它可以振臂一呼，放出紅衛兵到全國去橫掃「牛鬼蛇神」，它可以一聲號令把坦克和衝鋒槍調集到北京市中心清場，它可以傾全國的人力、財力、物力迫害手無寸竹的法輪功，只因爲修煉人奉行與階級鬥爭不相容的人生哲學。誰能相信，這麼一個強大集權政權怎麼就不能解決非法移民、走私、仿冒、知識產權、無序出口等等等等他們完全能夠解決的問題呢？答案只有一個：中共當局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強烈的政治意願，因爲這些問題雖然涉及西方人的生計，但中共並不認爲直接威脅中共政權，而且對違法官員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政策則正是維繫政權的手段之一。憑實而論，只需動用鎮壓法輪功的十分之一的人力、財力、物力，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了。

幾十年在兩種不同制度下的記者生涯，使我養成了這樣一個習慣，那就是沿着對角線去尋找真實。當全世界媒體合唱中國鉅變的時候，我一直在尋找中國是否還有什麼沒有變，一點也沒有變，永遠也不大可能改變，直到被歷史淘汰，因爲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永恆的帝國。柏林牆倒塌之後，北京成了唯一一個仍自認有世界使命的共產黨政權，這個政權從未說過它準備放棄 « 共產黨宣言 »，它認爲東歐蘇聯的變化只是國際共運的暫時性的「挫折」。他們修正了過去的很多的方針政策，但是他們宣示的目標仍然是通過「社會主義」達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所謂的社會主義與各位所熟悉的社會民主主義毫不相干。他們堅持並強化了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政權，他們一再宣稱，絕對不接受多元民主制度，認爲社會民主主義與多元民主都是與他們所代表的無產階級相對立的資產階級的東西。在國際關係中，他們也沒有放棄冷戰心態，他們以北京爲中心，把鄰國劃分爲周邊國家與大周邊範疇國家，他們按捺不住地要充分利用歐洲與美國的矛盾，實行所謂聯歐抗美，因爲他們長期以來把美國視爲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從他們那種欲言又止的宣傳中可以看出，只要制服了美國，回過頭來，收拾歐洲就是輕而易舉的了。與此同時，他們刻意加強與現存的幾個共產黨政權的關係。總書記胡錦濤有號召從政治上學習朝鮮的批示，北京從來未予闢謠。只要對今日中共政權作一番鳥瞰觀察的話，就會發現，他在國內向資本主義,私有制妥協的同時，正在積蓄力量，準備有朝一日重振共運，從而消滅資本主義和私有制，進而成爲世界第一共產大國。

在沒有任何外來威脅、甚至潛在外來威脅的情況下，中共政權的國防預算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遞增。很清楚，它的目的就是軍事佔領臺灣，從而走出第一島鏈，稱霸太平洋，控制印度洋，威脅日本和美國。剛才說過的那部充滿政治詞彙的法律文件「反分裂法」已經正式授權行政當局無須通過國會就可以宣戰。關於中國大陸和臺灣島，北京刻意渲染的是統獨之爭，其目的是要掩蓋中國人社會的一個根本問題，即政治制度問題。臺灣從1987年起實行改革，建立了一個國際社會公認的民主制度，而這一點正是觸動了中共的要害。在行使主權、統一祖國的煙幕之下，中共要用高科技武裝的鐵拳打擊的，正是建立在臺灣島上的民主制度。用暴力摧毀這個制度不僅可以排除中共的一大隱患，而且也正好對歐洲人崇尚的價值準則來一個馬克思所教導的「武器的批判」。這一點往往會被觀察中國的人忽略過去。近二十多年以來，用歐元和美元鑄造的中共這部軍事政治機器，在世界各地、中歐、中東、中亞、南美、非洲以及各國際機構中，處處表現出非我莫屬的態勢，早已沒有耐心去回顧鄧的遺囑：韜光養晦，絕不出頭了。收復臺灣是制服日本、美國，收拾歐洲的開端，也是這個共產帝國稱霸世界的必然邏輯。而這個邏輯將會引出什麼後果，製造多少難民，這是可想而知的。中共治下的中國鉅變中,最大的不變就是中共的唯我獨尊，排除異端。眼下最大的「異端」就是兩個，一個是臺灣的民主政體，另一個就是法輪功的真善忍，而它在國際上的縱橫捭闔，也都是以各國對待這兩個「異端」的態度爲籌碼的。

如何看中國的前景？我不會占卜算卦，我只是一個記者，只能爲您思考這個問題提供一些線索。有人說，只要西方資本繼續象興奮劑那樣刺激中共這部軍政機器的話，中共政權還可以拖下去。另有人說，政治與經濟發展必須同步進行，否則會引出社會方面的不平衡，從而引爆政治危機。這些看法都有理。最近北京傳出的一個消息發人深思。「新京報」 (Beijingnews)上個月引用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報道說，中國首都的經濟發展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04年人均收入達4300美元，同比增長 11%，2008年可望增長到6000美元。隨後在因特網上讀到的評論卻認爲，這個成績的取得不過是由於北京的政治優勢，它正好說明中國各地方發展的不平衡。貼在人民日報網上的評論則說，面對4300美元這個數字，我們感到憤怒和失落，我們的收入遠遠不到4300美元，我們要問錢都到哪裏去了？6月17日同一家報紙披露，中國首都北京城內有一座「典型的貧民窟」，這個地方名叫大柵欄，就在天安門廣場、毛的陵堂以南一公里處。那個區有居民不到6萬人，人均日收入不到8元人民幣，每個家庭平均住房面積19平方米。北京社會科學院的報告把這個現象稱之爲是「城市發展郊區化」。上述報道正好說明了經濟增長率 (GDP)所掩蓋的社會真相。GDP和人均收入只不過是經濟學上使用的數字，它並不反映社會財富的走向。仍然是新京報上個月報道，從2003年到現在，北京市立案調查的貪污案件已有將近600樁，可以說，平均每天一樁。此外，正當當局全力捕殺法輪功人員時，從外省來到北京陳情告狀的民衆，成了另外的一團又一團撲不滅的火，這些外省市地方苛政的受害者進京上訪表明，他們對地方行政司法當局已不抱任何希望。5月份，當在臺灣的國民黨、親民黨領導人訪問大陸時，外省訪民們在北京曾遊行示威，向共產黨昔日的宿敵喊冤求助，上月底，還試圖到北京使館區遊行示威。這些事表明，他們對中共中央當局也開始喪失了信心。總書記胡錦濤上月底再次見報呼籲地方當局構建一個和諧社會。中國大陸今日的民怨只有聾子和瞎子才聽不到、看不見。

共產黨的歷史是以代表大會紀年斷代的。如果也一定要預測前瞻的話，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蘇聯共產黨的第一個掘墓人-－赫魯曉夫是在蘇共20次代表大會出現的。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又經歷了7次代表大會。如果7這個數字是共產黨的變數的話，那麼中共的壽終正寢也只有3到4次代表大會可數了。因爲胡耀邦和趙紫陽分別出現在中共12大和13 大。有些密切觀察中國的朋友則認爲中國真正的變化不再需要10到15年。無論如何吧，我很難相信的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理均處於不平衡狀態中的中國，一個有意治標無意治本的政權,它怎麼會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呢？該是關心中國的西方政治家考慮如何在共產黨以後的中國站隊的時候了。

如上所說，當前最重要的是繼續觀察中國、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爲此，在現今的情況下，光靠報刊或主流媒體顯然是不夠的了。中國有一本古老的兵書«孫子兵法 »，是西方人都熟悉的。«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鑑於我們所面對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詡正統的共產黨政權，我建議各位把另外一本書如同« 孫子兵法»一樣，列入您的必讀書中。這本書就是«大紀元時報»編輯出版的«九評共產黨»。這本書之所以應是關心中國的人、與中國打交道的人的必讀之書，是因爲它可以象一株疫苗那樣，幫助您在政治上不丟臉，在生意上不賠本，避免前面提到的兔子面對蟒蛇的那種遭遇。這也正是我今天講話的初衷。

謝謝各位。
吳葆璋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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