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身于湖南演艺界的朋友，曾三次接触过毛泽东，也认识一些知情者。他说，张戎把毛泽东写活了，毛就是那样一个说话血淋淋、残忍至极的独裁者。他相信书中的史料是可信的，因为书中提到的事凡是他知道的，尤其是湖南部份，都是与事实吻合的。一位从伦敦打电话来的读者说，英文版早已看过，但还希望再读中文版，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在大陆已听一位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说过，中共官方的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能相信，张戎这本毛传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北京的友人告诉我，在中文版大量发行后，支持张戎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另一位朋友甚至说，某些学者批评这本书是因为酸葡萄的心理。

一位著名学者如此评毛

日前读到一位著名学者评毛泽东功过的最新文章，不禁感到，学者身份确实很权威，但有的未必名副其实，这些人理论讲得好像头头是道，但却与事实真相相差甚远。就如这位名学者，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政权的认识，实在比作家张戎差多了。

这位学者说，毛泽东和共产党革命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帜，反对蒋介石独裁和一党专政，是建国后才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建政初享有很高的威望，并非凭空而来，是因展现的道德力量才使人敬佩和臣服。

实际上在整个中共历史中，中共公开讲自由民主反独裁反一党专政，只是在抗战胜利在望的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底国共内战全面开打之间短短三四年时间，而且只说不做，是一种对外宣传（见笑蜀着《历史的先声》）而已，与此同时，中共在它统治的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实行的恰恰是毫无自由民主可言的极权统治。张戎毛传第二十八章指出，中共在这段时间突然做出“期望美国式的民主”的宣传姿态，是为了阻止美国支持蒋介石，毛泽东说，“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

中共一九四九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曾建立过两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式上完全是仿苏的极权社会（见张戎毛传第九章〈第一个红色中国〉）。中共长征后抵达陕北建立的第二个红色政权陕甘宁边区，同中华苏维埃政府一样也是实行思想专制，严密组织控制的极权社会。此不单张戎毛传有全面介绍，南京学者高华研究延安整风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及无数经历过延安整风的中共革命者的回忆都可以作证。

当年很多知识份子，包括章伯钧这些自由主义者是轻信了中共在重庆的自由民主宣传而上当受骗，如果今天仍然相信这套欺骗说词，就未免太肤浅幼稚了。

至于所谓毛政权建立之初因巨大道德力量得到人民拥戴，这恐怕是中共制造的一个神话。事实上，如果没有血腥屠杀制造的红色恐怖，使人民心生恐惧，中共这个新生政权（包括前两个地方红色政权）是不可能“享有很高的威望”的。

江西红色政权恐怖统治

在第一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毛泽东是以搞肃反，打ＡＢ团来营造恐怖。有关这场恐怖的血腥和残忍，除张戎毛传，与香港记者程翔一道被捕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陆建华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也有大量披露。张戎在毛传中指出，毛泽东打ＡＢ团，把人抓了关在牛棚中，使牛棚成为准监狱代名词即由此而来，而最常用的恐怖手段是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杀人，以制造最大心理震慑力量的恐怖效应。张戎说，毛在井冈山已经常组织万人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种恐怖手段连最早上井冈山的土匪也吓住了，对毛甘拜下风（这很像黑社会，只有最残忍心狠手辣者才能镇慑住众人而成为黑道大哥）。

张戎说，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像一座大监狱，每个村子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要有路条，在最极端的日子里，日常往来都可能遭杀身大祸，如发现谁家有客人，主客同罪杀头。

周恩来初来瑞金时，对毛的肃反“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不支持，因此宣布肃反是错误，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但“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周恩来手下的政保人员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发现不采用恐怖手段中共统治就有危机，于是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份子。”

恐怖制造人民拥戴神话的反证

在这里，恐怖对制造人民拥戴的神话的效应从反面得到证明。在中共前后建立的三个红色政权中，人民发牢骚，政权威望受到挑战，恰恰都是在政治气候相当宽松，恐怖力度相对较小之时。张戎毛传第二十章〈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对比了延安整风前后的气氛。斯诺夫人海伦对张戎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对毛不敬），七年后没有敢这么说，冷嘲热讽、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一九四四年六月延安关闭多年后第一次允许记者来采访，重庆记者赵超构发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他以同一问题问过二三十人，答案都是一致的，但又都坚决否认他们的思想受到管制。那位在整风前敢写文章批评中共等级制度的作家王实味则声色俱厉的自我批判，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 ...... 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再一个例子是五七年反右前后，这大家已知，不再赘述。中共第三个政权之初的“威望”是靠几场遍及全国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运动。第一是土改。张戎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即所谓解放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份农村都经历了土改，被斗争的受害者起码有一千六百万人，死亡难计其数。恐怖产生了毛泽东期望的效果，给毛泽东的土改报告说“人人害怕”，“农村极度紧张。”甚至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看到河北土改后也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份被消灭”，“农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为打赢内战，中共将解放区变成战争机器，向农民征夫、征粮、征钱。大多数农村青壮年被征调作为支前民工，仅淮海战役，征夫就高达五百四十万人，被征调的粮食 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因为土改的恐怖，农民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要表现积极。这就是全中国农民踊跃支前、支持中共解放战争的秘密。“解放”全中国后中共又在占人口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新解放区展开土改。土改的血腥和残忍，连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一度都忍受不了，“无限痛苦”流泪，在日记中发牢骚。

用镇反恐怖建立新政权权威

然后是一九五○年十月发动的镇反运动，毛指示要大捕大杀，而且要“大张旗鼓杀反革命”。大规模公开枪决，恐怖笼罩全国。张戎说，仅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人次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位英国女子目睹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在路上行人看见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过。

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新政权大开杀戒“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毛泽东称全国杀了七十万人。其实不止。这就是中国专制帝王惯用的杀人立威，毛泽东用镇反的红色恐怖来建立新政权的权威，使人心生畏惧而不得不臣服。

文革时的一九六九年我就读的成都一中实行军管，军管头子深谙共产党恐怖手段秘诀：每当觉得当过红卫兵的学生不好管时，就会在学校高音喇叭中紧急宣布学校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比如反动标语之类，要各班学生立刻回教室抄毛主席语录对笔迹，搞得气氛非常紧张恐怖。军管头子私下对人说，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阶级斗争一抓‘人’就灵”。

最近四川一些作家说四川镇反全国杀人最多，杀了五十万，仅成渝（成都重庆）两地即杀了二十万。这一场杀戮将承平已久的成都人完全吓怕了，我依稀记得幼时皇城埧（现成都天府广场）开公审大会，才二十多岁的母亲第一次见到杀人，吓得事后几天都吃不下饭。又听父母说到，那些朋友几天前才见过面，突然听说被镇压了，使他们很惊恐。

这些都是我童年时最早的记忆。当时镇反杀人最多的刑场是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的昭觉寺。由于杀人之易就像砸碎砂罐一样，镇反杀人被成都人称为“敲砂罐”，“昭觉寺敲砂罐”随后成了意指枪毙的地方俗语，伴随我长大。

人人活在恐惧中

接踵而来的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 ...... 整人运动不断，还有密如蛛网的群众监督，使人人活在恐惧之中，连革命者和共产党员也提心吊胆，生怕一不留意就滑到了万劫不复的阶级敌人那一边。我母亲有一个朋友在毛泽东时代十多年一直处于高度恐惧中，他怕听“份子”两个字，每天一到黄昏心里就发慌。文革后披露的资料显示，那些为红朝高唱赞歌、地位显赫的御用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内心也深藏恐惧。

有些人在文革后解释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参加批胡风、批右派，说是因为他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如果他们足够诚实的话，应知道他们根本是因为恐惧才说违心之话，做违心之事。有不少知识份子自以为他们是真心拥护热爱共产党，但这种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惧转化而来的，这种微妙的病态心理即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面对主宰自己生死的强大恐怖力量，将内心的恐惧下意识地转化成效忠臣服乃至爱戴，是人为生存的自我心理调适，它能使人获得虚假的安全感乃至幸福感。检视我自己在毛泽东统治下度过的青少年岁月，实际自己也患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非常深切的亲身感受，有机会我会将这些经历写出来。

的确，中共政权建立之初享有很高威望，并非凭空而来，但使人民臣服的不是什么道德力量。而是空前的恐怖力量，就如张戎所言，恐怖是毛泽东的权力基础。

(《开放》２００６年１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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