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3月4日報導)3月4日早晨,高智晟律師在前往辦公室進行每週六的絕食途中,遭到三名中共跟蹤特務的糾纏。對方故意製造肢體衝突,藉機對高律師實施暴力襲擊,並搶走了高律師與外界聯繫時使用的小靈通電話。 中共特務暴力行爲,引發衆怒,圍觀民衆紛紛指責。特務見勢不妙,叫來朝陽區小關派出所警察將高智晟帶走。 據大紀元記者趙子法報導,消息傳出,國際譁然,海內外各界衆多民衆不停的打電話給高智晟律師,希望之聲、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加拿大廣播電臺、大紀元、日本的共同社、產經新聞等世界媒體也紛紛的採訪了高智晟。不停打來的電話使得高智晟的手機發熱,民衆和記者紛紛的擔心和關注令高智晟感動。 今天週六的接力維權絕食,有全國24省市和臺灣的民衆向高智晟律師報名表示參加。 下午,高智晟律師在辦公室向記者講述了事情經過: 「這兩天他們針對我的一系列的暴力和恐嚇行爲,我想這是系列策劃當中的一部分。今天我下樓,象往日一樣的去上班,顯然這種規律被對方打破了。突然,他們的一個大個子闖到我的前面把我擋住,擋住以後,說我手中的攝象機攝他,而事實上他心裏非常清楚,我連攝像機蓋都沒有打開。這一點到派出所以後,已經被派出所證實了。到派出所以後,派出所把攝象機徹底打開看了,我們連電池都沒有開,電池開關沒有開,更沒有所謂的攝他的問題。 而他說你攝我了,你和我交涉。他一邊說,左胳膊迅速的伸到我的右胳膊下面,右手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準備用力的把我的手背到後面去,這種情況下,我跟這個大個子發生了肢體衝突。由於他的左胳膊伸到我的右胳膊下面,恰恰我也伸到他的右胳膊下面,雙方就這樣叫着勁,我的左手上還拿着攝象機,左手還拿着一個文件袋,在院子裏面有十幾分鍾,進行了大概幾十個回合較量。這種情況下他看到沒辦法制服我,因爲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圍着的其他的祕密警察看着不行了,就又上來兩個人,這種情況下,他們三個人開始用暴力對抗我,雙方的這種你來我往團在一起。 在上來的這兩個人當中,有一個我們最厭惡的一位,他就是跟我們家時間最長的、也是形象最惡劣的一位。他是第一天跟着我女兒的,另外那次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官員諾瓦克來,大鬧飯堂的也就是他。今天他一來以後,我就跟他講,你今天的心態就是把我個人作爲你個人的仇敵來對待了。他牙關咬的緊緊的跟我說話,幾次拳頭準備照我的面臉上打來,都被周圍的老百姓給堵住。堵住以後,他個子小,從人羣中鑽過來以後,從正面把我的脖子喉嚨一卡,猛的往後推,另外兩個人配合著,這樣我就快速的倒退,倒退到了牆根前以後,他們三個人把我壓住,把我給制服,拿走我的包,擋住其他人的視線,就翻我的包,把我的小靈通和一個卡給搶走了。搶走以後呢,一直跟我的那個大個子,我始終拽着緊緊的不放手,他們三個人默契的配合了好幾次,都沒法脫身。在沒法脫身的情況下,周圍老百姓就開始指責他們,有人就義憤的說你們每天開着無牌照的車在這周圍晃盪,都好幾個月了,你們到底是做什麼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看沒辦法脫身了,他們就趕緊打電話報警。我也希望他們報警,我現在沒辦法打電話報警,因爲我們這樣僵持,僵持到什麼時候去。 在這種情況下,警察來了,就要把我給帶走,我給警察強調,對方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暴力搶劫了我的小靈通,搶劫了我的手機卡,而被搶劫的財產就在他們的手上,他們是犯罪嫌疑人,應該把他們帶走,而把我的手機還我,把搶我的東西還我。警察說:好,好。而他嘴上說好,還是把我給強行帶走了。就這麼一個過程,到了派出所以後,關上門來的時候,派出所上下對我非常的客氣,他們說他們也沒有辦法,只能看看能不能把我的小靈通給我要回來,其它他們沒有辦法。」 當記者問到那些製造事端的特務有沒有給帶到派出所時,高智晟說,「沒有。」因爲派出所離我家就200米,再清楚不過對方是幹什麼的了,連周圍的居民都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而且派出所的一警區警長就住在我的樓下。 高智晟律師還表示,我可以確切的判斷,我目前的情況絕對受到了中共最高層的干預和控制,所以這些迫害我的人才到了如此歇斯底里的地步。你不讓我抓,我也絕不能讓你好受。這些特務的應對手段卑鄙陰暗。 當記者問到中共高層決定不抓你是出於什麼考慮時,高智晟說,他們的考慮是很複雜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絕不是爲民衆考慮,他們知道我的背後站着許許多多老百姓,他們不願意留下罵名。 記者問,中共高層對國際社會、尤其美國政府來的壓力,您怎麼看呢? 高智晟說,簡單從政治上判斷,雙方在桌子下的「商談」已完,從而不得不把這個問題表面化和分歧公開化。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多方面,至少美國國務院的關注使得這個問題本身的重量增加了,也使得國界媒體關注的頻率更高了。 當記者問高智晟這對以後局勢的變化會起到什麼樣的影響時,高智晟表示,暫時我個人的命運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從當局繼續拖延司法部的複議情況上看,中共高層不打算恢復我的律師事務所,他們要恢復,就不會拖到最後,因爲到了3月18日就到了最後的期限了。 高智晟最後強調指出,當局以爲關閉我的律師事務所以後,把我個人的作爲已經限制的很小了,而事實上不是這樣的。其實這使得我「對他們的殺傷力更大了,我由原來的一個法律技術人變成了一個法律政治人物,因爲它把我從過去持續的和地方腐敗勢力的鬥爭中徹底解除出來了,專門和暴政專制進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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