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誰是最可悲的人？

有一次，和一個經常給國內的警察打電話的法輪功學員聊天。她說起一次和一個抓捕過學員的國保大隊隊長通電話，那人明白自己做錯了，可是身在其位不得已。家中老母得知他上了[法網恢恢]的惡人榜後心急如焚，他爲此很難過。「他也很可憐。」這位學員說。「就沒有辦法了嗎？比如換換工作？」我很想解決一下問題。但這位學員搖搖頭，沒說什麼。

還在國內參加高考的時候，我才知道填公安學校做志願的一般是班裏成績最差的男生。他們畢業時還是警官，一般的警察不需要有大學文憑就可以當了。大學畢業，高中同學聚會時，有個已到公安局工作兩年的同學待人接物老練得讓我們都認不出來了。是什麼樣的環境讓他有這樣大的變化？我暗自疑問。

一家人從來奉公守法，我完全不知道那裏的真實情況，只是聽說很黑暗。直到您被捕，我有了機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警察。

浦興路派出所的邱警察是逮捕您並第一個告訴我這個消息的人。在您被拘留後的第三天，當我再一次打電話到這個派出所報告您失蹤時，第一次聽到了他的聲音：「你母親已經被拘留了，現在關在浦東新區看守所。」可能因爲是上海人，他的普通話不是很好，所以說話不很流利。他似乎急於擺脫干係，告訴了我案件的承辦單位是浦東新區公安分局的國保四科。當天晚上筋疲力盡的我又給他打了個電話。我說，我知道你現在不管這個案子的審理，可是我要和你說說法輪功的真相。他聽着聽着，說了一句「我聽不懂你的話」，掛了電話。在以後的接觸中，他不再隨便掛電話，只是讓我不要多找他。我似乎覺出了他的無奈。最近，他的手機徹底關機。

那一天國保四科一個年輕姑娘接的電話。如果在平時我會很喜歡她那樣輕快的語氣，但這對一個剛知道母親被捕消息的女兒來說，實在很不合時宜。她說，案件承辦人不在，聽說是搜出了很多東西，「我可是把我知道的全告訴你了。」當我問會不會刑訊逼供時，她說：「這個你可以把心放到肚子裏。」當她問是誰告訴我是他們在辦案時，我意識到邱警察可能犯了個錯誤。

當天下午，我再次給國保四科打電話時，一個男警察接了電話，很不客氣地說因爲在電話裏沒法覈實身份，所以什麼也不能告訴我。

這是我唯一和這個國保科的幾次通話。公安局的總機應該不算是警察，但顯然起到的作用不僅僅是轉電話。此後我們所有人包括律師再打電話過去，都是被轉到一個無人接聽的空號。我知道了國保科的人是不太一樣的，他們的判斷標準和行爲與普世的人似乎都不同。

您案子的承辦人，浦東分局的竺姓和張姓警察，以及上海市局的王姓警察應該都是國保科的。我沒機會和他們通電話。他們很隱蔽，一直不報名字和部門，要和他們聯繫都得通過邱警察傳達，僅有的和爸爸的兩次談話都是在派出所而不是公安局。在我想像中，爸爸是在一間黑屋子裏和一羣蒙面人在交涉。

他們躲在陰影深處，注視着亮處的一切動靜。每次談話，他們都說知道我「在外面做了不少事情」，這樣「對立」下去對您的案子沒好處。第二次談話時，加了很多惱怒。

我才知道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立場：警察把依法拘留逮捕當作是自己在抓人，把家屬要求釋放當作在反對他們本人，把曝光這事當作是讓他們丟臉，把家屬的合法呼籲當作您的罪加一等。

什麼樣的人抓了人才會有這樣的立場？我前思後想，答案只有一個：綁架人質的黑社會分子。

這樣的想法嚇了我一跳，但很多疑問也隨之迎刃而解。區分這些警察變得容易：接到電話暴跳如雷的就是那一夥的，擋駕的是幫腔的，漠不關心的是不想牽扯進去的，好好說話的是潔身自好的。但他們和黑社會還有些區別：他們不是爲了錢，他們有納稅人養活，我們沒有談判的可能。當綁架就是爲了綁架本身，當黑社會有着取之不盡的資源時，被綁架的人及其家屬是最可憐的。

當今中國，誰是最可悲的人？是失地的農民？是下崗的工人？是找不着工作的大學生？都不是，最可悲的無疑是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人，而其中又尤以警察這個羣體爲甚。知識的缺乏，無神論的灌輸，惟命是從的洗腦教育，讓他們雖然不是這場鎮壓的始作俑者，卻成爲了殘暴的打手。

人似乎很難選擇自己的生活，在中國確實很少看到警察轉行。但這種可悲的命運中卻也還存在着公平：有誰能像他們這樣深入地接觸到這麼多法輪功弟子和法輪功的真相材料呢？在一次又一次的提審中，在口述筆錄的過程中，不都是他們良心發現的機會嗎？還有那麼多海外的學員會給他們打去電話勸善。當真正的天譴到來之時，誰能說自己是完全被迫的呢？

他們之中，能夠醒悟的固然可憐，將一直生活在自責內疚與矛盾中；不能覺醒的則更可悲，將在繼續作惡中徹底斷送自己生命的前程。

女兒

慕涵 上

2006年7月27日

〔原題目：寫給媽媽的信──7月27日 誰是最可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