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进行了调查，并由此于2006年7月发表报告证实指控是成立的。

费城伦理学会于三月十一日星期天主办了专题小组研讨会，小组成员包括：大卫·麦塔斯、亚洲研究会执行主任张而平、德国医生兼医生反对活摘器官联合会发起人之一托司顿·萃（Torsten Trey）、美国天主教生物伦理中心主要成员史帝汶·纳匹尔（Stephen Napier）。

麦塔斯解释道，通常他将这类案子转给象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但是，他发现，大赦国际用来证实人权侵犯是否存在的方法需要两个独立的证人，这不适用于中国。想找到两个证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受害者被摘取器官后就死亡并被焚尸，而唯一的另一方证人就是摘取器官的医务人员，很明显他们不愿意出来作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麦塔斯采用了建立作为证据的踪迹的方法，并能找出十八个这样的踪迹。他把它们归纳为三类：基本考量、器官摘取和法轮功。指向这个骇人听闻的行径的基本考量是：医院缺少基金、依靠器官移植来创收。沈阳市一器官移植中心在网上列出器官价格，一个肝要十三万美元。军队也缺少经费，将出售器官作为集资途径买武器。

关于摘取器官的证据踪迹，中国医生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做的移植手术都多，但是中国并没有捐献器官的有组织的机构。中共政权声称所有器官来自被处死的囚犯，但是即使这样，且不论犯人的同意是值得怀疑的，也不能解释这么大数量随时可用的器官。中国一年大约处死二千名犯人，但医生每年至少做一万例器官移植。

托司顿·萃认为这些额外的器官是从活着的犯人、特别是因信仰而被诽谤、监禁、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的。在世界移植大会上，他问一个中国外科医生这些额外的器官是从哪里来的。医生告诉他去问正在外面抗议的法轮功学员。

另一个指向器官摘取的证据踪迹是：通常是病人等器官，但中国是器官等病人。换句话说，一旦病人需要一个器官，一个犯人将被杀以提供器官。加上特别短的等候时间，一、二个星期，而在其它国家通常需要等三到四年的时间。这些全部支持法轮功学员对[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

如麦塔斯在其调查中发现，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经常被验血，而非法轮功被关押者则没有。法轮功被关押者被选为供体对象是因为他们通过炼功而身体更健康。

张而平解释了法轮功学员虽然是和平的修炼但在中国却遭迫害。自一九九二年首次传出后，中国当局曾褒奖法轮功为国家节省了很大开支。很多人修炼后身体健康。据统计每年每人节省一千元，加起来达上亿元。

在短短的几年内，法轮功发展迅速，有七千多万人炼法轮功，多于中共六千万党员的数字。再加上主要问题是法轮功是基于中国古老的传统，与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正好相反。

一九九九年，中共政权开始镇压法轮功，巧合的是，移植手术数目与法轮功学员被监禁的数目同时上升。一九九九年一个医院做三十三个移植手术，二零零四年猛增到一千六百零一个。

张指出，不只是中国医务人员参与，美国汉学家也是共犯。他发现研究者宁愿研究贸易、经济政策而不愿意探究人权问题，因为他们担心失去中国的签证。

医药公司也是共犯之一。萃解释说，大约一千名中国医生注册参加国际移植会议，但只有约二百人参加。他被告知其余的是利用会议得到签证来与生产抗器官排斥的药物的医药公司会面。由于大量的器官移植，中国是抗排斥药物最大的市场之一。

纳匹尔提供了器官采购的伦理框架，并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条途径是提倡观念的改变。考虑到摘取非自愿者器官的主要因素是不珍重个体生命价值，他建议一个交流项目，让中国医生来美国学习并认识到人类生命的价值。

一个中国医生听众对此策略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她承认在中国做医生时没有看重生命的价值，她一来费城工作和学习后全部改变。但是，一名中国医生提醒她说，缺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医疗界的通病，医生们一旦回中国，很快就会用旧方法思考。

萃建议减少[对器官移植的]需求并阻止“移植旅游”。他指出，在德国，医生被禁止给在其它国家做器官移植的病人提供后护理。虽然这好象有点不近人情，但这样做能阻止各国协助[活摘器官的]行径。

麦塔斯也建议所有关心的民众提醒当地医务人员关注这一伦理问题。这个建议尤其与美国人有关，因为一位中国听众指出许多美国医生到中国去做移植手术，美国的移植中心与中国医生有大量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