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现任美国宾州费城爵硕大学(Drexel 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的谢田博士周四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领馆操控中国学生组织(联谊会、联合会、俱乐部等)由来以久，只不过现在的控制越来越精致化、隐秘化，越来越采用利益驱使的手段。

谢田曾经担任美国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副主席、美国中西部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第一任执行主席。

谢田强调，一般的留学生只希望学有所成，以后报效祖国，并不完全知道学生会的真正背景。他表示，希望看到中国留学生能够真正学到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并在社会实践中去按民主方式运作，真正认清中共及其特务的罪恶行径，真正看清中国未来的希望与方向所在。

“影子政府”似的“党小组”

谢田告诉记者，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学生开展民主选举，他被选为研究生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任生活部长。那时谢田就发现，虽然是所谓的民主选举，但其实上面有些人是钦定的，比如学生会、研究所会的主席就是由中共的党委、校团委决定的。

1986年来美后，谢田在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读书。那时学校都有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以下简称学生会)，逐渐的感到他们是受中领馆控制的。中领馆的人经常来学校，让他和其他学生感到没有一种独立、自由的感觉。

使馆教育组的人常来 有时跟部份人见面

88 年学生倡议自由选举，谢田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参与更多的运作过程。他说，“从那时起，我更发现学生会是受到芝加哥领馆控制的，我们慢慢知道有个影子政府一样的党小组在后面，他们跟领事馆保持紧密联系。领事馆教育组的人经常来，有时跟大家一起见面，有时跟部份人见面，有时跟党小组的人单独见面。我还记得每次来时，都住在在普度大学旁边的Travel Lodge旅馆。”

学生会的负责人和普度大学有志于中国民主的学生曾邀请许多校外民主人士、民运人士，如前中国民联的王炳章等前来演讲，探讨中国未来，这引起了领馆的不满，经常找党小组的人开会商议对策。

美国自治联合会成立

谢田表示，89年“六四”学生运动开始前，我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们就公开要求成立完全摆脱中领馆控制的自治学生会。参选的人都表示：不要给领事馆打小报告的人，摆脱中共特务，我们要自己成立真正独立的联合会。结果，独立参选人士赢得了选举，普度学生会成为真正自治的学生组织。

在一次声援“六四”的大规模游行活动前后，包括印第安纳、伊利诺依、密西根、俄亥俄、威斯康辛、肯塔基、爱何华等美国中西部11个州、40多所大学的数百名中国学生学者代表在普度开会，正式成立了“美国中西部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普度为第一任主席单位，谢田被推选为第一任执行主席。

之后，美国各大学也都成立了中国学生的自治联合会。那时，中领馆控制的联谊会近乎瘫痪。

谢田说，“我想是当时的国内学生运动，加上国际气候，使得中国学生都纷纷觉悟，要摆脱中共及其领馆的控制。当时出来的学生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屠杀的。一夜之间，共产党就失去了对学生会的控制。联谊会那些人可能或多或少有些触动、有些良心上的自责，或感到害怕了，所以那时这些联谊会就完全被我们的自治联合会给替换掉了。”

中领馆特务活动

谢田表示，自治联合会成立后，中领馆仍不死心，就控制了另外一些学生成立了其它的组织，企图继续施加他们的影响。比如在普度大学成立的新组织叫“中华俱乐部”，对外宣称其宗旨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领馆支持的，都是中共党员在后面搞的，打出来的旗号是为了福利、不参与政治，潜台词就是不支持民运、不支持六四学生。”

谢田说，“‘中华俱乐部’从领馆那里拿钱举办活动，包括晚会、放电影。那时看国内的新电影录像是个稀罕事儿，是人们难得的娱乐，所以吸引了不少学生。领馆通过给谁录像、给谁活动经费来达到他们操控的目的。”

FBI早就开始调查有中领馆背景的特殊学生

据谢田表示，他的民运界朋友告诉他，从刚开始起，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就开始调查所有有中领馆背景的特殊学生的活动，调查“中华俱乐部”的情况。

与此同时，谢田发现自治联合会内部也有中共学生特务的活动，他们故意挑起内部纷争，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进行分化、瓦解。他说，“一看做法就知道是中共特务的那一套。”

“89 年5月份，我们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喷泉广场公园举行了5千人集会，声援国内学生运动。当时的伊利诺依州的联邦参议员保罗．赛门(Paul Simon)亲自到场演讲，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民主的支持。我在主持会议时，就发现中共特务在捣乱，把麦克风拔掉。在当时的集会现场，有几十个人出来退党，表示要跟中共决裂，并当场签名。我们发现有人不停的给签名的人和名单拍照。”

那段期间，有人告诉谢田，他已上了中共的50人黑名单，里面都是民运人士、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等。1990年前后，谢田的护照快到期时，去芝加哥领事馆延期，他们不给延，也不给出具体原因，只说是“上面规定的。”“结果在一段时间内，我成了没有国籍的人了。”

中国学生会现状：主席一般是钦点的 由利益驱动

谢田回忆说，“90到91年，那批自治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陆陆续续的都毕业了，走向了社会，中共的力量就又回去了。后面来的留学生没有我们那些经历，对‘六四’在国内就被洗脑、人人过关，六四本身也被慢慢的遗忘，学生会就逐渐的沦陷了。再后来，中共控制越来越严，并且逐渐把国内迫害法轮功的‘政治任务’也延伸到这里来了。”

他说，“‘六四’前后，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学生们都看得比较清楚，出于义愤，良知和道义感都出来了，因此自发组织草根性的自治会，中共很难插手。但是那以后，没有了这个驱动力，学生们害怕领事馆、害怕在延期护照、回国探亲等方面受阻，学生会又被利益收买，甚至为利益内部争斗不休，情况就不一样了。”

谢田表示，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现在的学生会主席一般都是钦点的。以前领馆操控的人不一定总是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出现，但都会积极参与学生会，现在他们一定要占据最主要的位置，因为学生们也不那么听话了。我那时参选只是个人出去的，没有背景，但很快发现他们有一股势力在后面，就是那个‘党小组’在后面。他们内部决定谁出来，那个小团体的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推动、煽动。”

“当时，这些鼓动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的理由，今天看来，随着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没落和名声越来越臭，这些学生社团的头领的出头更多的是由于利益驱动的。”

谢田认为，现今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跟他们十年、二十年前那个时候相比，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趋势更强，更关心自己，普遍缺乏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他们没有能够虚心学习西方社会的优秀的文化遗产，而经常把中共的一些手法、手段带到民主社会里来，这令人十分担忧。”

打印机版

如果您喜欢本文章，欢迎捐款和支持！

分享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