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揮之不去的陰影

1988年11月，我受朋友之邀，持旅遊簽證，從中國上海到達丹麥國家。在1989年5-6月初，丹麥當地的電視臺、報刊等媒體每天都播報和刊登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和市民開展愛國民主運動的新聞，我雖身在海外，卻十分關注祖國發生的一切，關心中國社會的變化。

有一天，我打開電視機，突然看到畫面上中共軍隊的坦克車在長安大街橫衝直撞，轟鳴着朝無辜的學生和市民碾壓過去，頓時民衆腦漿迸裂、血肉橫飛、血流成河。我又看到士兵端着衝鋒槍朝着被衝散的示威隊伍開槍掃射，只見學生和市民紛紛倒在槍林彈雨之下，真是慘不忍睹，毛骨悚然。我被這殘忍的情景纏繞得難以入眠。中共的暴行震撼了我的心靈，激起我的理智，我感到「政府和黨」是多麼的可怕，多麼可憎，這極大地激發了我支持和參與中國民主運動的信念。

6月4日後的一天早上，我急切走出家門，只見哥本哈根的所有報刊的頭版都登載了中共軍隊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大幅照片。不一會，大街上走來一支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隊伍，不僅有男女老少的華人，還有很多膚色各異的丹麥民衆和外國人，人們舉着橫幅標語，高喊着「打倒殘暴中共、還我民主自由」等口號，更感人的是遊行隊伍中不少參與者都是裸體遊行，以表達堅決支持北京天安門的愛國民主運動。我被這個埸景極度感染，不顧一切畏懼，立即投入到抗議的洪流中去，我和示威抗議的隊伍一直走到中共駐丹麥的大使館，只見各路遊行隊伍已匯聚一起，把中共大使館圍得水泄不通，人們心中充滿了怒火，奮疾吶喊「剷除中共暴政權、建設民主進步中國 」。

以後整整一個星期，我沒有興趣去遊山玩水，而是堅持參加在哥本哈根的遊行示威和在中共駐丹麥大使館前的抗議集會，以表達我對中共政權厭惡和對民主事業的熱忱。雖然時間一天一天過去，但中共鎮壓「六四」愛國民主運動的恐怖埸景卻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到了1989年12月份簽證到期，我膽顫心驚、懷着恐懼的神情返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後，我忐忑不安地到單位上班，沒想到第一天就出事了。單位領導和公安局的人找我談話，很嚴厲地對我說，「你在丹麥的一切我們很清楚。你參與反對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有關活動，你必須老老實實講清楚，作出深刻檢查。我們根據你的態度再作處理決定。同時不准你對外亂傳丹麥和國外的情況，否則後果自負。」我聽了他們的訓斥，非常驚恐，如此血腥的鎮壓，如此殘暴的惡行，哪個有良心和理智的人不悲憤，還容不得人們反對和抗議，現在我剛回上海，他們就來找我，說明這專制政權的殘暴監管到了何等地步。由於我堅持認爲自己沒有錯，不寫檢查，最後單位領導對我進行行政處罰，開除我的公職，剝奪了我的工作權利。我失去了生活的經濟來源，成爲無業人員，多次找單位和當局有關部門交涉，但多年仍沒有任何正面的結果。

二、夫妻家庭同遭迫害

我的公公梁聯光先生因在中共竊取政權後被內定爲「潛伏特務嫌疑」，慘遭長年迫害，於1989年底含冤去世。丈夫梁永泉一家多人長期被作爲階級敵人遭不公正待遇，有的人被迫害成精神病，有的人逃離大陸，丈夫也因在89年參加民主運動而遭打壓而開除公職，他姐夫蔡警添先生雖然是香港人，但因修煉法輪功，也遭中共當局的嚴格管制，後含冤去世。這一切都說明中共是何等邪惡，中共是中國人民的大敵，是殘害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對中共抱有幻想，必須作出正確的抉擇，摒棄共產主義。

現在我正式聲明，堅決與中國共產黨決裂，退出中共所屬的一切組織，從思想上投入到反對中共的民主事業中去。我現在生活在澳大利亞民主國家，我要和廣大愛國民主人士以及法輪功學員等一起，同心協力講真相，反迫害，反專制，爲中國的未來，爲使十三億中國人民脫離共產主義的囚籠而努力抗爭，使中國早日走上民主之路，使全體中國人民都獲得新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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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8年全世界系列大賽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