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契尔说，从一个国家庆祝的方式，可以洞悉那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在目前这种谨慎和便利交织的心态下与中共打交道，西方媒体选择把注意力自那些没有生命力的中共官方庆祝仪式转移开。

但假如你对那些仪式有兴趣，半官方的中国网民将游行队伍……从第一火箭发射器到最后……全放在YouTube供人欣赏。

所有的节目都在那里：戴着白手套、踢正步的军人队伍、不断循环播放的荒谬军乐、刻意表情呆滞的共产党官员们，为了显示“人民”的参与，寥寥几十个特别挑选的爱国市民挥舞着旗帜，空荡的天安门广场回响着他们的欢呼声。这一切是这么地熟悉。

简而言之，那整个就是一场冷淡的、没活力的政治自慰。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手敲出的掌声。

出于礼貌，我们西方人把目光移开。但这毫无趣味的怪异、乏味的中共官方自娱节目其实正适合我们。和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样，我们也不想面对中共的肮脏历史。就像心理分析家所说的：我们在互相依赖，我们在同床共枕。

那寥寥几十位官方的“人民”代表、发出不是自发的掌声，也太适合我们了。

我们曾经告诉过自己：自由资本主义的丑陋产前阵痛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它给世界带来自由民主制的礼仪。如今西方运动处于残余末端，当我们依旧被中国制造的大银幕电视吸引着之际，我们厌倦了自由民主制；因此，中共官员坚决的断言：自由主义和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中国民众喜欢现今的制度。对这种说法，我们也接受了。

但是在天安门外，在非官方的街头巷间，有一些沉重的历史包袱需要处理。

假如历史只给予中共一次回顾罪行的机会，那应该就是：在1959年春天，中共领导人在北方刻意地造成了3,600万公民死亡。中共看着人民受苦、死亡甚至彼此相食；即使是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中，无论是斯大林、希特勒或者是其他的战犯头子，他们的无人道主义与残酷的政治迫害，规模都不及中共。这对十月一日的游行将会是个多么辉煌的插图。

作者说道，“当我们试图去探求人生的目地时，我们都有对真相的瞬间顿悟、一点洞察的光明。”他讲述了中共内部个别人开始认识到中共的罪行，比如杨继绳。

“杨继绳是个老共产党员，他在新华社做了三十多年的记者，如今是历史杂志《炎黄春秋》的副社长，这份杂志由一批退休干部以微薄的资金经营着。它只出版几千份，绝大多数是卖给那些有类似想法的老党员；杨继绳表示：经过‘三代谎言’ 的洗礼，他们的良心在逐渐的复苏。

杨曾经有两次对历史真相洞察的机会；一次是1989的6月，当时他意识到中国的民主进程被滞留了。他的反应是秘密访问被软禁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并记录一系列的采访，这些文档将来会纳入中国的正史。

另一次机会是他以记者身份旅行时出现的。他发现了红卫兵的档案，发现大饥荒时期，他的家乡有数十万人饿死──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强制推行工业化和公社制政策的恶果。

西方也有关于中国的1959～1961年大饥荒的记载，但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是对中国大饥荒的首次详实研究：包括上百次的采访，数千个官方记录。

结果使得他彻底了解了国家安全局的“游说力量”及国安局周边的一些流氓分子的威胁。但他并未动摇，他说，该书是给他父亲的墓碑，也是3,600万人的墓碑，和导致大饥荒的这个体制的墓碑。

中共和西方亲共人士承认1959到1961年间中国发生大饥荒，但他们说这是自然灾害，一如对斯大林造成的30年代恐怖性饥荒进行开脱。杨继绳证实了西方专家的推测，毛泽东和中共导致了饥荒，他们强迫农民离开传统农作，进入工业和集体农场。确实存在粮食短缺，但真正致命的是不分配粮食。中共的理论是，个体只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不得强调个体权力。毛泽东说：“一个指头掉了，还有九个。”

从这个可怕的相对论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正忙于自娱自乐的中共是地球历史上人权最大的破坏者。所有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从北朝鲜到苏丹到津巴布韦，都是中共的朋友。另一个结论是，离中共一党独裁归西之日，这日子也不远了，收尸人将来自其内部，就像杨继绳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中国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已经出现，但还在等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大纪元记者苏云、沙莉编译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