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胡耀邦這個人，那的確稱得上是個好人。所謂好人，並不是完美無缺的人。不做壞事，或者知錯能改的就是好人。胡耀邦就是老一代共產黨人裏心無惡念，而又知錯能改的典型人物。中共六十多年來製造的罪惡太多了。很多受害者對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懷有仇恨，這是十分正常的社會心理現象。但是公平地說，當年面對死亡的威脅參加革命的人，大多並不是懷有惡意或仇恨。相當多的熱血青年投身到國民黨或共產黨中去，都是因爲認定了救國救民的目標。胡耀邦正是這樣的熱血青年。

在幾十年的政黨互相屠殺和自相殘殺的過程中，有的人心冷了；有的人學會了卑鄙無恥；大多數人則灰心喪氣了。而胡耀邦屬於仍然懷有一顆善良的憂國憂民之心、希望力挽狂瀾的少數人。

到文革結束爲止，多數人都意識到共產黨的道路是一條走不通的失敗之路。但多數人知錯而不願認錯，不願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是錯誤的，甚至文過飾非，轉移上了一條個人發家致富的道路。胡耀邦是老共產黨人裏的異議人士。他領導了一羣敢於認錯的異議人士，公開糾正共產黨犯下的大大小小的錯誤，公開認真執行共產黨宣稱的宗旨「爲人民服務」。因此而遭受早已轉型爲利益集團的中共領導集團的抵制、排斥和打擊。最終被迫辭職，失去了爲人民服務的資格。

像他這樣「傻」的人，在中共奪取政權並漸漸轉化成利益集團後，必然會遭受到這樣的命運。這是專制體系共有的特徵，也就是逆淘汰機制。在不公平的社會環境中受苦受難的中國人特別懷念他，也正是因爲他敢於對專制統治者們說不。

我和胡耀邦有關係，是這樣一個故事。1984年我被公安醫院確診患有冠心病。這時候鄧小平親自下令，把我和蒯大富、韓愛晶等重要政治犯送往青海高原，並且規定了極爲惡劣的生活待遇，不給治病、不給電視報紙、不給改善伙食。連警察們都看出來，這是把人往死裏整的措施。青海各監獄都不願意接收我。

1985年胡耀邦訪問西藏、青海。我偶然在報上看到了消息，就給胡耀邦寫信，介紹了我的病情和不給治病的待遇。在胡耀邦訪問之後，監獄領導告訴我：胡耀邦在青海期間，專門抽出時間找司法系統的幹部開會，聽取了有關我們幾個政治犯的情況彙報，並指示說：魏京生等政治犯患有疾病，但目前的形勢不能保外就醫；但是也不能按照普通犯人的待遇。按照革命的人道主義原則，應給與普通職工的醫療待遇，並且改善生活條件，達到普通居民的標準。

監獄領導告訴我說，胡耀邦的指示明顯違背了鄧小平針對我個人的有關指示。這使得他們左右爲難，只能找我來商量一個折衷的辦法。雖然這個折衷的辦法只維持到了胡耀邦逝世的 1989年，但在那關鍵的幾年中，確實救了我一命。由此我也相信有關胡耀邦的傳聞是真實的。他的確實是共產黨內的異議人士；是一個存有善良之心的、敢於改正錯誤的好人。

中國的老百姓雖然容易被欺騙。但是心裏還是有一杆秤，事後還是能掂量出好人壞人。他們總希望多出一些好官來保護他們。可是問題在於，沒有一個保護好官的民主制度；在逆淘汰的專制體制中，胡耀邦這樣的好人能生存下去嗎？

當好人就不能不得罪惡人；善本身就是惡的敵人。在一個與人民爲敵的專制體系中，像胡耀邦這樣的好人很難生存下去。在紀念好人的同時，我們都不要忘了這個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