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胡耀邦这个人，那的确称得上是个好人。所谓好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不做坏事，或者知错能改的就是好人。胡耀邦就是老一代共产党人里心无恶念，而又知错能改的典型人物。中共六十多年来制造的罪恶太多了。很多受害者对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怀有仇恨，这是十分正常的社会心理现象。但是公平地说，当年面对死亡的威胁参加革命的人，大多并不是怀有恶意或仇恨。相当多的热血青年投身到国民党或共产党中去，都是因为认定了救国救民的目标。胡耀邦正是这样的热血青年。

在几十年的政党互相屠杀和自相残杀的过程中，有的人心冷了；有的人学会了卑鄙无耻；大多数人则灰心丧气了。而胡耀邦属于仍然怀有一颗善良的忧国忧民之心、希望力挽狂澜的少数人。

到文革结束为止，多数人都意识到共产党的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失败之路。但多数人知错而不愿认错，不愿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是错误的，甚至文过饰非，转移上了一条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胡耀邦是老共产党人里的异议人士。他领导了一群敢于认错的异议人士，公开纠正共产党犯下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公开认真执行共产党宣称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因此而遭受早已转型为利益集团的中共领导集团的抵制、排斥和打击。最终被迫辞职，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资格。

像他这样“傻”的人，在中共夺取政权并渐渐转化成利益集团后，必然会遭受到这样的命运。这是专制体系共有的特征，也就是逆淘汰机制。在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中受苦受难的中国人特别怀念他，也正是因为他敢于对专制统治者们说不。

我和胡耀邦有关系，是这样一个故事。1984年我被公安医院确诊患有冠心病。这时候邓小平亲自下令，把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重要政治犯送往青海高原，并且规定了极为恶劣的生活待遇，不给治病、不给电视报纸、不给改善伙食。连警察们都看出来，这是把人往死里整的措施。青海各监狱都不愿意接收我。

1985年胡耀邦访问西藏、青海。我偶然在报上看到了消息，就给胡耀邦写信，介绍了我的病情和不给治病的待遇。在胡耀邦访问之后，监狱领导告诉我：胡耀邦在青海期间，专门抽出时间找司法系统的干部开会，听取了有关我们几个政治犯的情况汇报，并指示说：魏京生等政治犯患有疾病，但目前的形势不能保外就医；但是也不能按照普通犯人的待遇。按照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应给与普通职工的医疗待遇，并且改善生活条件，达到普通居民的标准。

监狱领导告诉我说，胡耀邦的指示明显违背了邓小平针对我个人的有关指示。这使得他们左右为难，只能找我来商量一个折衷的办法。虽然这个折衷的办法只维持到了胡耀邦逝世的 1989年，但在那关键的几年中，确实救了我一命。由此我也相信有关胡耀邦的传闻是真实的。他的确实是共产党内的异议人士；是一个存有善良之心的、敢于改正错误的好人。

中国的老百姓虽然容易被欺骗。但是心里还是有一杆秤，事后还是能掂量出好人坏人。他们总希望多出一些好官来保护他们。可是问题在于，没有一个保护好官的民主制度；在逆淘汰的专制体制中，胡耀邦这样的好人能生存下去吗？

当好人就不能不得罪恶人；善本身就是恶的敌人。在一个与人民为敌的专制体系中，像胡耀邦这样的好人很难生存下去。在纪念好人的同时，我们都不要忘了这个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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