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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4日 分享: Facebook Google+ LinkedIn StumbleUpon Pinterest Email 打印機版
 
 
逃亡大夫見證:中共如惡魔般系統地活體摘取器官(圖)
 

逃亡中國大夫的見證,中共系統摘取政治犯器官從刑場轉到醫院。

【人民報消息】編者按:本文原文於2011年12月5日發表在《The Weekly Standard》上。作者伊森‧古特曼(Ehtan Gutmann),“捍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員,《失去新中國:美國人在中國經商、渴望和背叛的故事》一書的作者。2012年9月12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 “中共摘取宗教和政治異見人士器官”聽證會,伊森‧古特曼作為證人之一,在國會上作證發言。以下是全文直譯,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來自刑場的見證

要搞明白今天在封閉的中國西北所發生的事情,有的時候得追溯到十年以前,甚至更久。

1991年,一個多雲的秋天,一輛改裝成臨時手術車的小型麵包車,載著一個小型醫療隊和一位剛開始在中山醫學院工作的年輕內科大夫,行駛到廣州南郊的一個山坡上。在推土機推平的空地上停下後,他們發現幾輛類似的麵包車,白色,乾淨,茶色車窗,車側面印有顯眼的紅十字。警察要求醫療隊為安全起見留在車裏。確實,僅從車窗望去,看到一行行新挖或填過的坑,便可以猜到這個山坡做為行刑的場所已經有許多年了。

36個被處決的囚犯所對應的72個腎臟及角膜將被當地醫院瓜分。每輛麵包車裏都有手腳利落的手術師,在15~30分鐘內完成摘除工作。之後駛回醫院,在六小時之內進行移植。沒有什麼特別或試驗的因素,處決可能會傷及心臟。

隨著過去十年中國醫學的迅速發展,曾經被視為廢料的器官現在也不會被浪費。雖然公眾不太知道,但是醫學院教學時,教授告訴學生,一些窮兇惡極的罪犯,志願捐獻器官作為最後的懺悔。

第一批槍聲一落,車門迅速打開,兩個在警服外套著白大褂的人將一具頭和腳還在輕微抽搐的“屍體”抬上車。正如年輕大夫所料,槍打在右胸上。當第三號“屍體”被放下後,醫生開始著手工作。

男,40歲上下,漢族。其他的器官估計會賣給利潤豐厚的國際市場,但是據醫生之前看過的資料,囚犯的腎臟將移植給一個組織配型合適的50歲中國男子。如果不做移植,那個人可能活不了多久。移植以後,他會奇蹟般的從病床上起來,繼續過大約25年正常的生活。到2016年的時候,隨著中國抗組織排斥藥物的發展,理論上可以換肝、肺和心,大概又可以給那個人買10到15年的時間。

第三號屍體沒有特別的標誌,只是頸部有一圈紫色的勒傷。醫生認出這個標誌。有的時候,警察會用金屬絲勒緊囚犯的喉嚨以免其在法庭上喧嘩。醫生琢磨,也許警察不想讓這個囚犯發聲是因為他是個瘋狂的殺人犯、暴徒或神經錯亂。中國的刑罰系統如同絞肉機,大批處決頑固的罪犯。是的,年輕的醫生知道摘取器官不對。不論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能讓囚犯安息才比較人道。不過,他的手術和產科醫生的有什麼不同呢?器官摘取如同重生,像抗生素或激素一樣是重大的醫學進步。他想,也許他們不想讓他說話是因為他是政治犯。

19年後,在歐洲一個安全的地方,醫生講出了他的疑惑。他要求我對他的身份保密。中國醫學權威承認絕大多數器官供體來自死囚犯。但是,即便在逃亡中,來自中國的大夫通常也不會說自己參與器官移植。因為一旦提起,就會涉及國際醫學權威們試圖回避的話題,不是中共快速增長的死刑處決率或對犯人器官的攫取,而是中共系統的滅絕宗教和政治犯。

過去兩年我所接觸的維族人,警察、醫生、保安人員,分散在兩個州,雖然醫生擔心自己的家人或前途,還是通過翻譯告訴我一些零散的信息。他們知道自己的事業、家人乃至生命面臨威脅。他們的見證揭露了一個罪惡的程序,不僅是從活體器官中謀取豐厚的利益,而是揭發了一個更廣泛的罪惡暴行的源頭。

新疆長期以來就被非法當作中共的實驗室。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羅布泊試驗原子彈 ,造成新疆省會烏魯木齊的癌症患者人數迅速增加。近年來在塔裏木沙漠修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勞改營,估計可以關押5萬名維族人、頑固份子及法輪功修煉者。活摘政治犯器官的案例,新疆更是這類事件的起點和基地。

維族公安﹕“來自地獄般的叫聲”

1989年,剛過20歲的尼加特‧阿布德睿伊姆(Nijat Abdureyimu)從警校畢業,被分配到烏魯木齊公安局第一分局工作。所謂的公安的主要任務是消滅一切對中共可能的威脅。尼加特是最初幾個加入漢族占多數的公安系統的維族人。他的任務是在對維族人,尤其是高規格維族人的審訊中,充當好警察。我第一次遇見尼加特是在羅馬郊外的一個擁擠的難民營裏,他瘦削、消沉、高度警覺。尼加特解釋說他很清楚他的漢族同僚時時在監視他的行動。不過尼加特投其所好,扮演一位總是面帶樸實笑容的小兄弟。

到1994年,尼加特已經打入了政府的各個秘密堡壘,如拘留所、刑訊室、處決地等。在這個過程中,他親眼目睹酷刑折磨,死刑處決,甚至一起強姦。出自職業本能的好奇,他向一位從處決場所搖著頭回來的漢族同僚打聽。據他的同僚說,現在的常規做法是將沒有用的屍體踢到溝裏,把有用的屍體抬到器官摘取車上。

但是他聽到車裏傳來動靜,似乎是一個人的慘叫。

尼加特記得自己問道:“人還活著嗎?什麼樣的叫聲?”

“來自地獄般的叫聲。”

尼加特聳聳肩,這個部門他見過的草率行事的事件比比皆是。

幾個月後,三個死刑犯要被從拘留所運到處決地。尼加特和其中一個非常年輕的小伙子成為朋友。尼加特從他身邊走過的時候,年輕人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問道:“你們為什麼給我打針﹖”

尼加特沒有給他打針,醫務主任打的針。因為醫務主任和一些警察在看著他們,尼加特順口編道:“是讓你在挨槍子的時候不會覺得痛。”

年輕人虛弱的露出笑容。尼加特意識到自己一生都不會忘記他的表情,在行刑後問醫務主任:“你為什麼給他打針?”

“尼加特,如果你能調到其它部門,你就盡快離開吧。”

“你是什麼意思?大夫,你到底給他打了什麼針?”

“尼加特,你有信仰嗎?”

“有。你呢?”

“那是血液抗凝藥,尼加特。也許我們都要下地獄。”

15年前的回憶 外科醫生﹕“我殺了人”

我第一次遇到安甫‧陶提 (Enver Tohti)是通過倫敦一個非正式的維族關係網,他慈眉善目,聲音柔和,略帶沙啞。我當初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個住在公房的流亡者。不過,安甫有個秘密。

他的故事始於1995年六月的一個周二,當時他在烏魯木齊醫院擔任外科手術師。安甫記得和自己的頂頭上司,主任外科大夫,有一段不同尋常的對話。“安甫,我們要去做件很刺激的事情。你有沒有在野外做過手術?”

“沒有。你需要我做什麼?”

“準備一個機動車流動小組,要一輛救護車。明天早上九點每個人到外面集合。”

在晴朗無雲的週三早上,安甫帶領兩個助手和一個麻醉師,坐著救護車跟在主任外科大夫的車後,出了烏魯木齊朝西開去。救護車裏洋溢著郊遊野餐的氣氛,直到他們發現到了西山警區,一個專門處決政治犯的地方。

主任外科大夫的車在一座陡峭的小山下的土路上停下來,他回來對安甫說:“你聽到槍響後,開到山那邊去。”

“你能告訴我們為什麼到這兒嗎?”

“安甫,如果你不想知道就別問。”
“我想知道。”

“不,你不想知道。”

主任外科大夫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轉身回到車裏。安甫看到小山那邊似乎有荷槍實彈的警察。還有一些普通人在周圍。安甫半開玩笑地和同伴說也許是收屍、付子彈費的家人,同伴的玩笑更加荒唐,大家都想打破緊張的氣氛。接著他們聽到一聲槍響,也許是對空發射的,於是他們把車開到行刑場地。

安甫緊跟著主任大夫的車,由於怕打滑,他沒有太注意周圍的情況。大概有十個或許二十個屍體躺在山腳下,武裝警察看到救護車,揮手招呼他們過去。

“這個。就是這個。”

趴在血泊中的是一個男子,大約三十歲,穿一身海軍藍的衣服。所有的犯人都被剃了頭,只有這個人留著長髮。

“是他,我們要給他動手術。”

“我們為什麼要動手術?”安甫抗議道,觸摸著那個人的頸動脈。

“得了吧,這個人已經死了。”

安甫身體發僵,糾正道,“沒有,他還沒死。”

“快動手,取肝臟和腎臟。馬上!快!動作快!”

隨著主任大夫的指令,大家把“屍體”搬到救護車上。安甫感到自己在麻木的操作,剪開衣服,把肢體固定在桌上,開膛破腹。他努力按照常規做事,消毒,盡量減少暴露,畫上切口。安甫疑惑的看了主任大夫一眼。

“不用麻藥”,主任大夫說,“不用生命供給。”

麻醉師叉著手站在邊上,像無知的農夫,安甫心想。安甫沖他嚷道:“你不能做點什麼嗎?”

“我能做什麼呢,安甫?他已經沒有知覺,如果你下刀,他不會有反應。”

但是“屍體”有反應。當安甫的手術刀切入的時候,那個人的胸部抽搐痙攣,蜷縮起來。安甫這時候極度恐慌,轉向主任大夫,“我需要切多深?”

“你盡量切寬切深。我們得趕時間。”

安甫動作利落,也不用夾子,直接用右手切,用左手把肌肉和軟組織撥到一邊,只有在確定自己把腎臟和肝臟切割乾淨的時候才慢下來。安甫做了外部縫合,這樣“屍體”看上去稍微像樣些。內部縫合已經沒什麼必要了。即便在安甫把那個人重新縫合起來的時候,他感覺那人還活著。

“我殺了人!”安甫內心痛苦的吶喊。他不敢再看那張面孔,就像殺人犯不願意再看受害人一樣。醫療隊默默無聲地開車回烏魯木齊。

週四,主任大夫找到安甫,說道:“所以,昨天,發生什麼事情了嗎?昨天一切正常,對吧?”

安甫回答﹕是。

他花了很多年才明白活體供體被受體排斥的機率低。除了最初那個痛苦的痙攣,或許打在胸膛的那粒子彈起到了一定的麻醉作用。安甫盡力為犯人把外部縫合做好。他在15年後才講出那個週三發生的事情。

拘留所鬧鬼 因為“冤死了太多人”

對尼加特而言,直到1996年才弄明白是怎麼回事。當時適值午夜,牢房的燈熄了很久。尼加特和醫務主任在拘留所的值班室逗留。在談話中斷一下以後,醫務主任用一種奇怪的聲音問尼加特那地方是不是鬧鬼。

“到晚上的時候感覺很奇怪。”尼加特回答。

“你為什麼那麼覺得?”

“因為這裏殺了太多人,冤死了太多人。”

尼加特終於明白了,抗凝劑以及每次從行刑地回來後的好吃好喝。牢房裡的便衣警察勸說犯人簽名授權捐獻器官給國家。現在醫務主任全都承認了:那些文件都是真的。只是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那些囚犯被解剖的時候還是活的。

“尼加特,我們真的會下地獄。”

尼加特點點頭,拉開啤酒瓶,沒有笑容。

稽毒警察﹕政治犯處決地出現“器官摘取特別醫護車”

1997年2月2日,巴提亞‧甚姆西丁(Bahtiyar Shemshidin)開始懷疑自己只是個名義上的警察。兩年前,伊寧西城公安局招收巴提亞進入反毒品支隊。巴提亞非常適合這個職位,他高大、英俊、透露出有權威的維族人氣質。巴提亞最終到加拿大尋找自由,但是他對自己最初的理想記憶猶新。那時候,巴提亞不把自己當成是漢族的合作者,而是一個緊急救援者。

幾年來,海洛因在伊寧的社區泛濫,如同中世紀的瘟疫,放倒年輕的維族人。可是在內部,巴提亞迅速意識到漢族海洛因販子如果不是被當局縱容,也是被當局悄悄保護的。招募他其實是誘餌和機關。他的漢族上司不派他去稽查毒販,卻讓他去調查麥西熱甫。麥西熱甫是一種傳統的維族聚會,鼓勵清潔的生活方式、運動及維族音樂和舞蹈。如果麥西熱甫如同傳統中藥那樣昌盛,抵制鴉片的入侵,漢族統治者就會將其視為對政權的“特種”攻擊。

1997年1月初,開齋節之夜,整個伊寧警署的所有維族及漢族警員被要求上繳槍隻做檢查。大概一個月後,武器被還回來。但是巴提亞的槍被扣下。巴提亞找到管供給的漢族官員詢問,被告知“你的槍有問題。”

“什麼時候可以修好?”

那個官員聳聳肩,看了一下自己的名單,然後抬頭盯著巴提亞:“你可以走了。”

那天結束之前,巴提亞發現,所有的漢族警員都有槍,所有維族警員的槍都有問題。

三天後,巴提亞明白為什麼了。二月五日,大約一千維族人聚集在伊寧市中心。前一天,漢族統治者逮捕了六名婦女,都是穆斯林老師,都是麥西熱甫的參與者。據說她們都被酷刑折磨。年輕的維族男子們在集會的時候沒有穿厚重的冬裝,以示自己沒有攜帶任何武器。然而,不知道是否預先計劃好了,漢族警察向抗議者開槍。

伊寧事件的死傷人數至今不明。巴提亞記得內部警察估計約有400人喪生,但是他沒看到。所有的維族警察被送到當地監獄“拷問犯人”,在整個事件當中被關在那裏。不過,巴提亞確實看到大量維族人被運到監獄,光著身子被扔在雪地上,有些人在流血,有些人受了內傷。伊寧的主要維族診所被勒令停業,漢族特警逮捕了十名大夫,破壞了診所的救護車。四月末,被捕的人數激增,監獄人滿為患,維族政治犯每天被挑一些處決。四月二十四日,巴提亞的同事親眼看到八個政治犯被殺。讓他們驚訝的是當時有 “器官摘取特別醫護車”及醫生在場。

伊寧護士﹕活摘一抗議者的健康腎臟﹐賣給被打傷的另一抗議者

在歐洲,我和一個曾經在伊寧事件之後在伊寧一家大醫院工作的護士談過話。她很緊張的要求我不要提供任何有關她個人的細節。她告訴我當時醫院被禁止處理任何受傷的維族抗議者。一名給傷者臂膀打繃帶的醫生被判15年徒刑,另一位救護傷者的醫生被判20年。醫護人員被告知:“如果你給他們治療,你們的下場也是一樣。”漢族和維族醫護人員間的隔閡急劇加深。

漢族醫生寧願讓自己的處方堆積著,也不給維族大夫藥房的鑰匙。維族病人的藥量只有正常的一半。雖然法律允許,但是如果維族夫婦有了第二個孩子,這位護士發現漢族婦產科大夫會給孩子打一針“抗生素”,她不記得哪個漢族嬰兒要打這樣的針。三天內,孩子會發紫死掉。漢族大夫通常告訴維族母親:“你的孩子太虛弱,承受不了藥性。”

伊寧事件後不久,一名年輕維族抗議者的屍體被從一家軍隊醫院運回家。可能腹部的傷口縫合是屍檢的結果,但是激起了又一輪抗議。之後,所有的屍體被裹起來在槍殺處決地就地掩埋。漢族士兵在墓地巡邏,其中一個墓地距離現在的烏魯木齊機場不遠。

六月份,這名護士接到一個新案例。一名年輕的維族抗議者被捕後被打得很慘,他的家人交了錢把他贖回來,發現他的腎臟嚴重受損。他的家人被告知到烏魯木齊一家漢族軍隊醫院就診,醫生這樣告訴他們,一個腎臟需要三萬人民幣(折合4700美元)。腎臟保證是健康的,因為供體是一名21歲的維族男性,與他們的孩子一樣。護士後來得知“供體”原來也是一名抗議者。

年輕醫生被告知 摘取政治犯器官是正常的

1997年早秋,一名年輕的維族醫生,我們姑且稱他為穆拉特(Murat),剛結束新疆鄉下的血液測試工作巡迴,將在烏魯木齊一家大醫院裏開始醫生生涯。兩年後,他開始計劃出逃歐洲。幾年後,我在歐洲遇見他。

一天,穆拉特的導師悄悄告訴他,五個漢族大人物,黨政官員,到醫院就診,器官有些問題。現在他給穆拉特分配任務:“到烏魯木齊監獄,政治犯部門,不是刑事犯部門,做血液測試。取小量血樣,測血型。你就做這些就可以了。”

“組織配型呢?”

“現在先不考慮那些,穆拉特。我們之後再考慮。現在就測血型。”

抓著授權書,在另一位助手陪同下,文弱、滿是書生氣的穆拉特發現自己面對15個魁梧的維族硬漢,年紀在25歲到30歲之間。第一個囚犯坐下看到針管的時候,懇切地說:“你和我一樣是維族人,為什麼要害我?”

“我沒有要害你。我是要採血。”聽到“血”字,秩序一下混亂起來。那些人怒吼跺腳,警衛咆哮著把他們拉回隊列中。那個囚犯尖叫自己是無辜的。漢族警衛抓著他的脖子,用力掐。

“是為了你的健康,”穆拉特平靜地說,他突然意識到醫院工作人員也許正在監視他,看他是否心生惻隱。“這個是健康檢查”,穆拉特在抽血的時候一遍又一遍的重覆。穆拉特回到醫院後,問他的導師,“這些囚犯都被判死刑了嗎?”

“是,穆拉特, 是。別再問了。他們是壞人,國家的敵人。”

不過穆拉特還是一直問問題,隨著時間的進展,他逐漸了解到整個安排。一旦找到合適的血型,他們再進行組織配型。之後那個政治犯會在右胸口吃個子彈。穆拉特的導師會到行刑場地去配血型。那些官員會得到器官,從病床上起來,出院。
六個月後,接近伊寧周年慶的時候,五個新的官員住進醫院。導師告訴穆拉特到監獄政治犯部去取血。這次,穆拉特被告知取政治犯的器官是正常的。是日益增長的出口交易,流量很大。軍隊醫院在這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1999年上半年,穆拉特沒有再聽說摘取政治犯器官的事情。也許這樣的事情被終止了,他想。可是新疆程序被廣泛傳播。

2008年奧運前 約6萬5千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

1999年底,毛以後中共公安最大規模的鎮壓活動--滅絕法輪功,遠遠超過了對維族的鎮壓。據我估計,多達300萬法輪功修煉人被勞教、勞改。在2008年奧運會前,有大約6萬5千人在心臟還跳動著的時候被活摘器官。還有一些家庭教會基督徒及西藏人遭遇相同的命運,具體數字不清楚,但會小很多。

中共有針對性的消滅特殊群體

與二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比,這個數字也許不算什麼,所以讓我們認清這一點:中國不是最終的解決方案。但是是一個快捷的解決方案。有些人會指出,中共醫療系統最近的發言承認廣為人知的事實,即中國的醫療環境並不是完全道德的,說明問題有了起色。外國投資人推測中國會最終在某一天,或者已經,廢除活摘器官,轉向利潤更豐厚的藥物及臨床試驗工業。雖然這樣的說法令人欣慰,問題是,許多報告,甚至一些來自一年前的報告,揭示中國並沒有廢棄新疆程序。2009年7月,烏魯木齊發生血腥的維漢衝突。當局出動軍隊到省會,趕走西方記者,關閉互聯網,在後來的六個月裏,悄悄的,大多時候在夜間,把數以千計的維族男子抓起來。根據被抓的維族人透露的消息,一些犯人被拉去做體檢,目的在於評估其器官用於買賣是否健康。信號也許不明顯,但是是一致的。結論只有一個:中國,一個快速成長的超級大國,不僅在踐踏人權,這個不是新聞,而且,在超過十年的時間內,濫用人們最信任的醫療領域知識,執行用人權法律術語所稱的“針對性的消滅特殊群體”。

希望每個國家都能明白事件的緣起及是非曲直

然而,當尼加特坐在瑞士納沙泰爾難民署,等候哪個國家給他難民身份的時候,他告訴我真相。他也告訴別的人真相。

可是在一個急著不與中國對立的世界裏,沒有哪個國家要聽他的陳述。安甫參加了下議院一個不起眼的中國人權的研討會。當國會議員徵詢聽眾提問時,安甫站起來發言,第一次,表示自己殺了人。我做了筆記,但是沒有一個英國議員或他們的工作人員記下安甫的聯繫電話。

暗示很明顯,維族人需要依靠自己的決斷來解決問題。1300萬維族人,人數不多,但是非常絕望。

他們也許會武力抗爭,也許會打仗。當那天來到的時候,當全球的政治家要求北京對話的時候,希望每個國家能明白事件的緣起及是非曲直。

對我來說,如果我的猶太姓氏告訴我什麼的話,那就是:雖然不能完全為死者報仇,但是沒有一個民族可以接受被無盡止的殘酷剝削和壓迫。

(翻譯:程新)

文章網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2/11/24/57546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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